本文探讨了“人物素描”这一文学手法的历史演变及其在道德哲学中的作用。它起源于古希腊哲学家忒奥弗拉斯托斯，通过生动描绘典型人物来阐释美德与恶习，曾被视为一种合法的哲学实践。然而，18世纪的大卫·休谟通过提出一种结合“易懂”与“深刻”的新哲学方法，挑战了这一传统，最终促成了哲学与文学的现代分野。文章最后呼吁重新认识人物素描的价值，认为它不仅能帮助我们理解抽象概念，还能通过描绘社会典型来促进道德反思和行为改变。
什么是人物素描？
人物素描是一种简短的、描述性的文体，它通过聚焦于一个人的习惯性偏好和行为，来刻画某一社会类型。这就像我们在描述一类人时会说“他是那种会……的人”。这种文体在今天看来，带有些许社会学、文学和喜剧色彩，但它在历史上曾与道德哲学紧密相连，被视为一种探讨美德与恶习的标准方法。
- “incel”（非自愿独身者）： 是那种住在父母家地下室、熟悉最新网络迷因、政治上可能倾向于极右翼的人。
- “知识分子”： 是那种喜欢好咖啡馆、阅读高雅杂志、政治上倾向于自由派或极左翼的人。
- “mansplainer”（爹味说教者）： 是那种“需要用小学老师般过分简化和耐心的口吻，向你解释你早已知道的明显事实”的人。
数百年来，人物素描一直是实践道德哲学的标准方法之一，直到1748年大卫·休谟对此提出挑战，哲学与文学也由此开始分道扬镳。
传统的起源：忒奥弗拉斯托斯
创立这种独特写作形式的是古希腊哲学家忒奥弗拉斯托斯，他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是一本名为《人物》的小书。
这本书旨在定义30种恶习，但它并非通过理论阐述，而是通过描绘体现这些品质的典型人物来实现。忒奥弗拉斯托斯关注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社交小过失，而非引人注目的大奸大恶。
例如，“不合时宜的人”是那种总在错误时机出现的人。他“会在别人正忙时上前征求意见”，或“在女友发烧时对她唱情歌”。同样，“心不在焉的人”是那种在剧院看戏时“睡着了，最后被独自留下”的人。
这些素描完全是描述性的，从不解释人物行为背后的原因。一份后来附加的匿名序言为《人物》确立了道德解读的基调，声称其目的是：
- 像分类植物一样对人进行分类和描述。
- 作为一部具有重要伦理意图的作品。
《人物》是一本“指南”，用于理解你应该与哪种人交往，以及应该避开哪种人。
文艺复兴的复兴与“第三种方法”
在文艺复兴时期，忒奥弗拉斯托斯的《人物》大受欢迎。欧洲知识分子认为这本小书既能揭示他人的本性，又能帮助人们自我改造。
16世纪末，法国杰出的语言学家伊萨克·卡萨邦将人物素描的价值理论化。他认为，古代人用三种方式来进行道德教化：
- 理性的论证。
- 普适的建议。
- 人物素描，即第三种也是“最高雅”的方式。
卡萨邦指出，人物素描的独特之处在于，它通过生动描述一个典型人物的日常行为来教导伦理。读者不是通过抽象论证来学习，而是直观地“看到”某种品质在一个人身上的体现。
在卡萨邦看来，人物素描是“介于哲学家和诗人作品之间的中间体裁”。它像哲学一样教导道德，却像诗歌一样生动。
从英国到法国：人物素描的流行
卡萨邦的理念影响深远。17世纪，英国主教约瑟夫·霍尔将其改编为基督教道德作品。80年后，法国道德家让·德·拉布吕耶尔将其发扬光大，创作了畅销书《人物》，将忒奥弗拉斯托斯的原文与现代改编相结合。
拉布吕耶尔认为，有些读者既不满足于亚里士多德式的系统性道德哲学，也对笛卡尔式的科学方法不感兴趣。他们希望看到道德品质在人身上的具体体现，从而学会“区分善恶，发现虚荣、软弱和荒谬之处”。
他笔下的富人“伸开手帕，放到鼻子上，用力擤鼻涕，让所有人都听到；他在房间里随地吐痰，大声打喷嚏。”
相比之下，穷人则“把鼻子擤在帽子底下，把痰吐在手帕里，躲到角落里打喷嚏。”
对拉布吕耶尔而言，这些充满社会学细节的类型描写，同样是道德哲学的一部分。
大卫·休谟的挑战：两种哲学的划分
50多年后，大卫·休谟阅读了拉布吕耶尔的作品，并彻底否定了人物素描作为道德哲学的第三种方法。
在《人类理解研究》（1748）中，休谟将当时的道德哲学划分为两个派别，从而打破了将人物素描视为独立方法的传统：
- “易懂与浅显” (easy and obvious) 的哲学： 这种方法认为人受品味和情感引导，因此它借鉴“诗歌与雄辩”，用“最悦目的色彩”来描绘美德。它从日常生活中选取“最引人注目的观察和实例”，并将“对立的人物置于适当的对比中”。这显然与人物素描的传统高度重合。
- “精确与抽象” (accurate and abstract) 的哲学： 这种方法旨在塑造“理解力”而非培养“品行”。它不满足于描述现象，而是致力于探寻其背后的普遍原则。
休谟将代表“易懂”哲学的西塞罗、拉布吕耶尔和艾迪生，与代表“抽象”哲学的亚里士多德、马勒伯朗士和洛克对立起来，并指出前者在当时更受欢迎。
休谟认为，这两种方法都存在缺陷。“易懂”的哲学家虽然文笔优美，但未能触及事物本质；而“抽象”的哲学家虽然更接近真理，但往往晦涩难懂。
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将两者结合。休谟用一个比喻来阐明他的新方法：画家（易懂的哲学家）若想画出逼真的人物，不仅需要掌握色彩和构图，还必须了解其内在的解剖结构（精确的哲学）。哲学家也应如此，既要探究心智的内在结构，又要以清晰易懂的方式将其呈现出来。
通过这种综合，休谟将人物素描从一种独立的哲学路径，降级为有待克服的两个极端之一。道德哲学不再是描绘人物，而是以雄辩的文风去寻找现象背后普遍原则的学问。
莱茵河北流，罗讷河南下；然而两者都源于同一座山，并受相同的重力原理驱动。是它们流经地面的不同倾斜度，造成了它们流向的全部差异。
这个比喻形象地说明了两种思想路径的分野，它们最终汇入了我们今天分别称之为“哲学”和“文学”的海洋。
重拾“描绘”的哲学价值
休谟的划分标志着一个转折点。“文学”继承了曾经属于“描绘式”哲学的一切：典型人物、生动描述和角色对比。而“哲学”则走向了“解剖学”的道路。今天，哲学系的课程表上是洛克而非艾迪生，这证明了休谟的胜利。
回顾休谟之前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更具文学性的哲学模式，它将社会性、情境性与审美、认知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一传统鼓励我们反思：如果我们将拉布吕耶尔视为与笛卡尔同等重要的哲学家，会怎么样？
重新审视人物素描与哲学的联系，至少能给我们带来两点启发：
- 描述本身就是一种解释。 有时，要理解一个抽象概念（如“不合时宜”或“心不在焉”），我们不仅需要定义，更需要一个生动、具体的描述。我们需要“心不在焉的人”这个形象，才能真正理解“心不在焉”是什么。小说中许多看似普通的社会角色——主人、势利小人、马车夫——都是普遍概念的具体化身。
- 命名是为了改变。 当我们描述“囤积者”或“爹味说教者”这类道德类型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延续一种“以反面例子进行道德教化”的古老传统。通过命名这些类型，我们鼓励人们避免类似行为。这与固化的刻板印象不同，它旨在促进改变，而非固化特质。
在一个哲学几乎等同于“解剖”的世界里，忒奥弗拉斯托斯的传统提醒我们，重新思考“描绘”在求知和行动中的道德与政治作用。文学与哲学的交集，其价值远不止于优美的文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