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教旨主义如何扼杀了宪法

“原教旨主义”是一种宪法解释理论，主张宪法应按其起草时的原始意图来理解，反对将其视为随时代变迁而演变的“活文件”。该理论由已故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极力推动。由于通过宪法修正案来实现保守派目标的路径受阻，保守派转而通过影响最高法院的法官任命和司法解释来推进其议程，尤其在枪支权利和堕胎问题上取得了显著“成功”。这一策略导致了宪法修正程序的僵化、政治极化加剧和司法权力的过度扩张，最终削弱了民主代表性，加深了社会分裂，并引发了对宪法及最高法院合法性的广泛质疑。

一种“僵化”的宪法观

安东宁·斯卡利亚以其极具个人魅力的风格和犀利的言辞而闻名。他最核心的观点是，宪法不应被视为一份“活文件”。

宪法不是一个活的有机体。它已经死了。死了，死了，死了！

斯卡利亚认为，宪法的目的就是为了限制后代社会随心所欲。然而，宪法的初衷之一也是为了提供一种无需暴力即可实现变革的机制，即修正案。修正案是防止叛乱的宪法工具，是让政府基本面得以改变的唯一和平途径。如今，这种通过适应求生存的修正哲学几乎已被遗忘。

被遗忘的修正哲学

美国宪法的修正频率是全世界最低的之一。这种停滞并非因为美国人反对修改宪法，而是因为其修正程序极其困难。

• 极高的门槛： 联邦修正案需要国会两院三分之二的票数通过，并获得四分之三的州批准。
• 漫长的停滞： 自1971年以来，美国宪法没有进行过任何有意义的修正。国会提出的数千项修正案无一获得通过。
• 州宪法的对比： 与联邦宪法不同，各州宪法的修订要容易得多，也频繁得多。自1789年以来，各州已批准了约7000项修正案。

战争等重大危机曾是唤醒宪法第五条（修正案条款）的催化剂，但自越南战争后，自由派和保守派都逐渐放弃了通过修正案来推动议程，转而寻求通过行政和司法权力实现变革。

从修正案到司法解释：策略的转变

随着政治两极分化加剧，满足修正案所需的“双重绝对多数”变得不再可能。大约在1971年，一种名为“原教旨主义”（Originalism）的宪法解释方法开始出现，其核心人物是罗伯特·伯克和后来的斯卡利亚。

这一理论认为，解读宪法的唯一合法方式是确定制宪者的“原始意图”。当保守派发现无法通过民主程序（即修正案）来实现其目标时（例如推动校园祈祷、禁止堕胎、要求平衡预算等），他们便将策略转向了司法领域。

• 影响法官任命： 通过影响总统对联邦法官，尤其是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来确保法官们会用原教旨主义来解释宪法。
• 重塑司法理念： 联邦党人协会（The Federalist Society）等组织的兴起，为推广原教旨主义培养了大量法律人才，并将其包装为一种谦逊地尊重制宪者智慧的民主行为。
• 绕开民主程序： 批评者认为，这不过是一种政治手段，旨在通过法院实现其在国会无法通过的目标。历史学家小亚瑟·M·施莱辛格称其为“对公众的公然欺诈”。

“我们不是在选择那些会将‘右翼社会议程’强加于国家的法官，而是在选择那些承认自己也受宪法约束的法官。”

这一策略的转变，将宪法争议的焦点从立法辩论彻底转移到了两个关键战场：堕胎权和枪支权。

战场一：堕胎权与罗诉韦德案

堕胎权是原教旨主义崛起的关键驱动力。最初，“生命权”运动试图通过宪法修正案来推翻堕胎合法化，但屡遭失败。

• 策略转变： 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罗纳德·里根总统的推动下，反堕胎运动的策略重心从推动修正案转向了影响司法任命。
• 法官筛选： 里根政府开始以候选人对《罗诉韦德案》和原教旨主义的态度作为筛选联邦法官的标准。这在当时是极具争议的新做法。
• 司法任命的政治化： 从此，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确认听证会变成了关于堕胎权的政治角斗场。斯卡利亚、克拉伦斯·托马斯等人的提名过程都充满了火药味。

最终，在2022年，由原教旨主义者主导的最高法院在《多布斯诉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案》中正式推翻了《罗诉韦德案》，完成了保守派数十年来通过司法途径追求的目标。

战场二：枪支权与第二修正案

原教旨主义的另一个重大胜利是对第二修正案的重新解释。历史上，该修正案长期被理解为保障州组织民兵的权利。

• 新的个人权利理论： 20世纪70年代末，全国步枪协会（NRA）和保守派开始推动一种全新的、未经历史支持的解释，即第二修正案保障的是公民个人的持枪权。
• 斯卡利亚的里程碑判决： 2008年，斯卡利亚在《哥伦比亚特区诉赫勒案》中撰写了多数意见，正式将这种个人权利理论确立为法律。他认为这是他最重要的“原教旨主义”判决。
• 历史的争议： 这一判决遭到了许多历史学家和法律学者的严厉批评，他们认为斯卡利亚为了得出预设结论而选择性地解读历史。

前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称，这种对个人权利的解释是“我一生中见过的、由特殊利益集团对美国公众进行的最严重的欺诈之一，我重复一遍，是欺诈。”

尽管备受争议，赫勒案的判决极大地扩展了枪支权利，并为后续一系列挑战枪支管制法律的案件铺平了道路。

原教旨主义的遗产：一个分裂的国家

斯卡利亚和原教旨主义运动成功地改变了美国宪法的走向，但其代价是巨大的。

• 宪法修正停滞： 通过民主协商来适应社会变迁的正式渠道几乎被完全堵死。
• 司法任命政治化： 最高法院的每一次人事变动都成为一场全国性的政治战争，候选人的司法哲学远比其法律资历更重要。
• 法院合法性受损： 当法院的判决被普遍视为党派政治的产物时，其作为中立仲裁者的权威和公信力便急剧下降。公众对最高法院的信任度已跌至历史低点。
• 社会分裂加剧： 宪法问题不再是寻求共识的领域，而变成了“赢者通吃”的文化战争，加剧了社会对立。

原教旨主义者声称要恢复宪法的原始意义以避免司法独断，但结果却是将法院推向了政治风暴的中心。斯卡利亚曾希望他留下的会是一部稳定不变的“僵化宪法”，但最终，他参与塑造的却是一个宪法共识破裂、制度信任崩塌的局面。宪法本身，也因此步履蹒跚，如同一个“行走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