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市正面临一场由住房危机引发的民主困境。市议会试图阻止旨在简化住房建设的公投提案，因为这些提案威胁到了议员通过“成员尊重”这一非官方惯例对本区项目享有的否决权。文章追溯了纽约土地使用权力的历史变迁，从罗伯特·摩西时代的权力集中，到后来追求社区参与的分散化改革。然而，这种改革最终因选民的长期低参与度而异化，形成了一个阻碍发展的“反增长机器”。最终结论指出，问题的核心并非支持或反对发展，而在于缺乏有效的民主监督，这使得任何一种政策倾向都可能导致功能失tuning和腐败。
议会与民意的冲突
纽约市议会曾采取罕见行动，要求选举委员会阻止三项旨在缓解住房短缺的公投提案。其真正动机在于，这些提案都意图绕过市议会，削弱其在住房项目审批中的否决权。尽管在公众压力下，提案最终得以推进，但来自“邻避主义 (NIMBY)”势力的抵制依然强大。
核心障碍：“成员尊重”惯例
问题的核心是一种被称为 “成员尊重” (member deference) 的自由裁量权。这并非法律规定，而是一种议员间的政治传统。
- 本质: 任何开发项目，如果没有得到所在选区议员的支持，其他议员就会一致投票否决它。
- 后果: 这种做法为住房审批流程制造了一个单一故障点，使得单个议员就能推翻获得广泛公众支持的急需项目。
- 普遍性: 类似的做法在芝加哥、洛杉矶等城市也存在，名称不同，但结果一致。
这场争论的核心问题是：选民的想法到底还重不重要？
旨在破局的三项提案
为应对住房危机，市长召集的一个特别委员会提出了三项关键措施，旨在简化审批流程：
- 加快审批: 对在目前经济适用房建设最少的地区，“快车道”审批相关项目。
- 简化审查: 为规模适中的小型项目和分区变更创建加急审查程序。
- 设立上诉委员会: 成立一个新的上诉委员会，有权推进那些可能被否决或缩水的经济适用房提案。
权力变迁：从“增长机器”到“反增长机器”
纽约的土地使用决策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其历史充满讽刺。
在 1960 年代之前，城市发展由一个亲发展的“增长机器”主导。开发商、政客和媒体联手，将政府权力用于不惜一切代价推动发展，其代表人物便是声名狼藉的“建设大师”罗伯特·摩西。
“我们就像孤儿院里的被监护人，”作家诺曼·梅勒在 1969 年写道，“我们生活方式的塑造权被剥夺了。”
随后，一场旨在恢复民主实践和地方自治的公民运动兴起，反对权力集中。权力从摩西这样的个人手中分散到各种公共和私人团体，如社区委员会、历史保护委员会等。理论上，这似乎带来了更多的民主监督。
然而，这一体系自诞生之日起就表现出其自身的非自由倾向。
失灵的民主与“土地使用瘫痪”
后摩西时代的决策结构，因一个关键因素而失灵：长期的选民脱离。
- 投票率极低: 设立社区委员会的公投投票率仅为四分之一。近二十年来，市级选举的投票率从未超过 30%。
- 认知度不足: 调查发现，只有极少数市民知道社区委员会的存在，更不用说了解其职能。
- 结果: 广泛的政府权力——土地使用控制权——被分散，却缺乏有效的民主监督。这催生了一个新的“反增长机器”，它在慢性选民冷漠中茁壮成长。
正如前市长郭德华 (Ed Koch) 当时精准预警的那样，这项改革“赋予了邻避反应 (NIMBY reaction) 立法上的合法性”，并可能导致“土地使用的瘫痪”。
提高参与度：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
幸运的是，另一项公投提案或许能改善这一局面。该提案建议将市级选举从奇数年改为与总统、国会和州长选举同步的偶数年举行。
此举几乎肯定会大幅提升市民对市政问题的参与度，包括住房问题。凤凰城和巴尔的摩在做出类似调整后，投票率分别实现了近四倍和超过四倍的增长。
真正的教训：关键在于民主监督
纽约发展政治的历史教训是，无论是亲增长还是反增长的立场，本身都不天然地更民主。
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发展，在缺乏适当监督的情况下，都可能导致腐败和功能失调。
我们应该警惕的是，当民选代表试图阻止选民就城市发展方向做出自己的决定时，这本身就是民主失灵的危险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