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国家，政治权力正从民选的立法机构转移到非民选的官僚和司法系统手中。重要的政治决策越来越多地由行政官员和法官做出，而非议会。这一趋势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代军事技术的变革将军事力量高度集中于国家手中，削弱了民众通过武装反抗来影响政治的能力。随着民众军事力量的衰退，政治权力也随之转移，导致民主的实质受损，选举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作用。
权力天平的倾斜
在美国，国会已基本放弃了其大部分立法职责。20世纪时，重大的政策变革都源于《社会保障法》或《民权法案》等立法。如今，政策变化主要来自行政机构对旧有法律的重新解释，或是联邦法官的判决。国会的角色已退化为批准总统的预算和人事任命，以换取地方性的利益项目。
与此同时，大西洋彼岸的欧洲，欧盟的崛起在法律和事实上都削弱了各成员国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的权力。
- 决策者变更：政策不再由代表民意的议员制定，而是由专业的行政官僚和法官主导。
- 立法停滞：曾经推动社会变革的大规模立法行动已成为历史。
- 行政扩张：行政机构利用过去法律授予的权力，不断扩大其影响力，甚至可以自主运行。
军事技术与政治稳定
这一普遍政治转变的深层原因是武器技术的变化。历史上，对民众反抗的潜在畏惧是制约国家权力的最大因素，也是民选立法机构权力的最终来源。
历史学家卡罗尔·奎格利 (Carroll Quigley) 解释说，一个社会的政府形式取决于军事力量的平衡。
- 专家武器时代：当最有效的武器（如中世纪骑士的战马与重甲）昂贵且需要高度训练的专家时，军事力量就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形成贵族政治。
- 业余武器时代：当最有效的武器（如火枪或步枪）廉价且易于普通人使用时，军事力量就分散到民众之中，推动了民主化进程。
能够掌握军事力量的群体，其利益最终会在政府中得到体现。这个过程是渐进的，通过不断的谈判、妥协和改革来完成，而非一蹴而就。
从分权到集权的历史演变
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随着枪支的普及，军事力量变得更加分散。这在整个欧美地区引发了一系列革命和改革，将政治权力推向了民众。
在这个时代，无视民意的政权会面临被民众推翻的真实风险。这些反抗有能力与政府军队正面抗衡。
然而，进入20世纪，这一阶段结束了。飞机、坦克和火箭等需要专业技术和庞大组织的武器系统，取代了普通人能够使用的枪支。结果是：
- 民众反抗的终结：二战后，再也没有发生过民众起义能够与一支正规军队进行正面战斗并获胜的案例。
- 人口结构的影响：反抗和革命通常由愿意冒险的年轻人驱动。随着社会人口老龄化，中年人成为社会主体。他们更倾向于在稳定的体制内（如警察或军队）获取稳定报酬，而非投身充满不确定性的冒险。
随着中年人数量超过年轻人，军事力量的平衡——并最终政治力量的平衡——会进一步从民众手中转移到国家管理者手中。
民主的衰落与官僚的胜利
民众军事力量的衰退，导致了政治权力从民选代表向官僚机构的逐步转移。简而言之，在自称为“民主”的西方国家内部，民众 (demos) 正在失去他们的权力 (kratos)。
- 选举的仪式化：选举在决定政府具体政策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小，变得更具象征性。
- 官僚的自主性：行政官僚能够推行符合其自身阶层利益但民众普遍反对的政策，例如大规模移民或去工业化。
- 对民意的压制：这一趋势在欧洲最为明显。一些国家的行政机构已开始利用程序借口甚至直接以政治纲领为由，取消受民众欢迎的候选人的参选资格。
现代的街头抗议，与其说是为了赢得一场真正的斗争，不如说是一种姿态，寄希望于迫使国家因使用其压倒性力量而显得难堪。由于所有人都清楚民众在与军队的直接对抗中必败无疑，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已不太可能发生。如果未来西方政府真的垮台，其过程将更像苏联的解体——统治精英对自身制度失去信心而主动放弃，而非被民众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