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派行动派，冲鸭

文化演进与基因演进相似，都发生在内部和群体间两个层面，而群体间的选择对长期创新更为关键。当前，文化间选择的四个关键因素——选择压力、多样性、环境变化和内部变化——正在恶化，导致文明面临“文化漂移”的风险。其中，由青年激进主义驱动的内部变化是核心问题，因为它倾向于推动适应性较差的价值观变革。为应对此问题，应发起一场“适应性激进主义”运动，利用“祖先测试”等工具抵制非适应性的价值观变动，并探索与未来目标挂钩的新治理模式，以避免文明衰落。

文化演进的困境

文化的进化过程类似于生物进化，它同时在文化内部和文化之间发生。对于长期的发展和创新而言，文化之间的选择和竞争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

然而，近几个世纪以来，维持文化健康演进的四个关键参数出现了恶化：

• 选择压力： 文化面对的生存和竞争压力减弱。
• 多样性： 全球精英文化的趋同导致文化多样性减少。
• 环境变化： 环境的快速变化要求文化做出适应。
• 内部变化： 文化内部出现了许多与适应性无关的变革。

在这四个因素中，由内部流程驱动的文化变革是最有希望被改善的一环。而这种变革的核心驱动力，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一直是激进主义（activism）。

青年激进主义：非适应性变革的主要推手

大规模的高中和大学教育催生了独特的青年文化，这成为激进主义兴起的关键原因。每一代年轻人都倾向于发起新的文化运动，以此获得社会地位和影响力。

在过去一个世纪的代际文化冲突中，老一代最终获胜的概率只有大约 2%。因此，青年运动可以说是内部文化变化的主要驱动力。

问题在于，青年运动推动的变革往往是非适应性的。

• 关注点是改变价值观： 年轻人更倾向于根据自己的道德直觉来判断是非，而非基于对世界变化的客观分析。他们认为长辈的反对是源于腐化或缺乏勇气。
• 缺乏适应性证据： 在一项对过去两个世纪 25 个最大规模激进主义运动的分析中，17 个运动的主要理由是“改变价值观”，而只有少数是基于对世界的新认知或环境变化。
• 忽视实验验证： 只有一场运动（药物去管制化）主张通过实验来检验效果。

这种由青年主导的、以改变价值观为核心的激进主义，是导致文化演进参数恶化的主要原因，也是最容易着手改变的一个环节。

如何修正航向：适应性激进主义

要解决文化漂移的问题，一个有前景的方法是发起一场“适应性激进主义” (adaptivist activist) 运动。这场运动的目标是推动适应性变革，同时抵制那些可能导致衰落的非适应性变革。

具体而言，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实践“适应性”这一概念。

1. 以史为鉴：祖先测试

这是一种根植于过去的检验方法。在面对一项新的文化变革提议时，可以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我们一两个世纪前的祖先，能否被说服接受这项变革，并认为这有助于更好地实现他们当时的价值观？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这项变革很可能只是一种适应性较差的价值观变动，应当受到质疑甚至抵制。

2. 面向未来：目标导向的治理

这是一种着眼于未来的方法，即采用更有效的治理形式（例如“futarchy”，由市场预测决定政策），并将其与一个明确的、与文明崩溃相冲突的宏大未来目标绑定。

• 具体目标： 例如实现永生或进行太空殖民。
• 运作方式： 这种机制将“判断具体政策是否具有适应性”的任务，交给了市场投机者。普通人无需清晰地理解政策与适应性之间的复杂联系，只需关注最终目标。

通过推动一场抵制非适应性价值观变革的社会运动，并采纳与长远未来挂钩的治理机制，我们或许有机会修正当前的文化漂移。虽然这非常困难，但如果我们连这一点都无法改变，那么文明的未来将岌岌可危，最终可能被那些文化上更保守、更具韧性的群体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