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场内蒙古的政治灭绝：《长城外的造反派》映照中共治理血色预言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内蒙古的蒙古族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和屠杀，其核心目的并非种族清洗，而是旨在彻底摧毁其政治自主性的“政治灭绝”。这段历史揭示了中国多民族国家治理中的深层矛盾：汉族造反派在追求所谓“大民主”的同时，却积极参与了对少数民族的压迫。这一模式不仅导致蒙古族政治能动性的丧失，也为今天新疆维吾尔族所面临的系统性镇压提供了历史预言，警示着在多数人主导的政治框架下，少数群体的基本权利和文化存续是何等脆弱。

一场旨在摧毁政治自主性的“政治灭绝”

文革期间，内蒙古发生的针对蒙古族的大规模迫害，其暴力程度远超全国平均水平。

根据官方统计，当时约120万蒙古族人口中，死亡人数高达1.6万至30万。这一死亡比例，远高于中国官方公布的全国平均数。

然而，这并非简单的“种族灭绝”，而是一种“政治灭绝”。这个概念强调，暴力的真正目的在于：

• 摧毁蒙古族的政治自主性。
• 瓦解蒙古族的组织力量。
• 彻底剥夺其政治能动性。

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蒙古人在乌兰夫主政下曾扮演积极的政治角色。但经过这场屠杀后，他们几乎失去了所有有效的政治参与能力。

造反派与“大民主”的隐患

文革中的“造反派”运动，尤其是汉族造反派，在内蒙古的政治清洗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们虽然追求挑战权威的“大民主”，却也暴露出一个致命的隐患。

• 追求“民主”的矛盾： 一些后来成为海外民运人士的造反派，将民主运动的源头追溯至文革时期的“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 压迫少数的工具： 然而，这种动员式的民主政治，极易以“大多数”的名义，剥夺少数群体的基本权利。在内蒙古，汉族造反派与保守派一同猛烈攻击所谓的“蒙古民族分裂主义”，积极支持了后来的大屠杀。

这段历史提醒我们，即便是“民主派”，在面对被视为“他者”的少数民族时，同样可能施加压迫。

“少数民族”与“族裔群体”的关键区别

要理解中国的民族问题，必须区分两个核心概念：

• 少数民族 (National Minorities): 指那些原本拥有自治权、在特定地域聚居、有自身文化传统的群体，后来被并入一个更大的国家。他们通常追求各种形式的自治，以保护自身群体的延续。
• 族裔群体 (Ethnic Groups): 通常指通过迁移定居在新国家的个人和家庭。他们大多希望融入主流社会，并获得平等待遇。

将蒙古人、维吾爾人和藏人等同于一般寻求融入的“族裔群体”是错误的。这种混淆常常导致外界的批评无意中与中国政府的同化政策站在一起，因为它忽视了这些民族在其历史家园中实现文化与政治自治的核心诉求。

定居者殖民主义下的权力结构

内蒙古的悲剧，根植于其已转变为一个汉族定居殖民地的现实。

截至2022年，内蒙古人口中汉族占79%，而蒙古族仅占18%。汉族在人口和权力上的绝对优势，构成了蒙古人行使自治权的结构性障碍。中共的策略是：

• 口头上为历史上的压迫道歉，以缓和民族情绪。
• 实际上持续推动汉人定居，以加强边疆控制。

文革期间，这种结构性矛盾彻底爆发。党国政权以“蒙古民族分裂主义”为名展开清洗，而毛泽东最后仅以一句轻描淡写的批示了结此事：

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内蒙古已经扩大化了。

这场政治灭绝留下了一个持久的后果：少数民族在国家眼中，不再是受害者，而是可能叛国的“第五纵队”。

从内蒙古到新疆：历史的预言

内蒙古文革的经验，为理解今天新疆的局势提供了重要视角。

• 相似的逻辑： 两个地区都动员了汉族定居者，以打击所谓的“民族分裂主义”为名，对当地少数民族进行系统性压制。国家权力直接指挥了这场“生存战争”。
• 不同的策略： 由于新疆的穆斯林在当地是多数群体，同化程度较低，因此政府采取了更大规模的监禁、再教育和生育控制等手段，被一些批评者称为“缓慢的种族灭绝”。

近年来，这种同化政策再次降临内蒙古。2020年，政府开始在学校中逐步取消蒙古语教学，旨在构建一个以普通话为基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这标志着所有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地位都被进一步压缩，从享有宪法权利的“民族”降格为需要融入主流的“族群”。内蒙古的历史与现实，共同预示了中国多民族边疆未来的黯淡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