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分析探讨了英国经济陷入的“撒切尔主义”死循环。它指出，前首相特拉斯试图复刻撒切尔式的激进减税政策，但因缺乏可供私有化的公共资产而迅速失败，暴露了英国经济模型的根本缺陷。该模型始于撒切尔时代，通过不断将公共财富金融化来喂养一个日益庞大的“资产阶级”，导致了长期的低投资和低生产率。当前的政府也无力挑战这一既得利益集团，而由此产生的社会不满情绪则被右翼民粹主义者转向、利用。结论是，除非未来的进步政府能直面并设法降低虚高的资产价值，将资源重新引导至实体经济，否则英国将反复陷入财政危机和经济停滞的困境。
一场注定失败的“撒切尔式”叛乱
三年前，莉兹·特拉斯的激进经济实验之所以迅速失败，并非仅仅因为其政策本身不受欢迎。她的垮台揭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英国的商业模式已经破产。
特拉斯试图推行大规模无资金支持的减税政策，但这背后存在几个致命缺陷：
- 全球金融环境动荡： 在她上台前，由于美国国债市场的波动，全球金融市场已经进入“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未见的”高风险状态。
- 缺乏建制派礼仪： 她解雇了财政部的核心官员，且未能对英格兰银行表现出足够的顺从。这导致在市场出现恐慌时，这些关键机构的反应出现“刻意的延迟”。
- 时代背景的根本差异： 这是最关键的一点。特拉斯试图模仿撒切尔夫人，但她所处的时代已经没有撒切尔夫人当年可以利用的丰富公共资产了。
特拉斯的悲剧在于：她试图在一个英国已经没有多余“银器”可以典当的时代，去复制撒切尔夫人的做法，以喂养撒切尔革命所催生的资产阶级。
撒切尔主义的真正遗产：清算公共财富
撒切尔夫人的增长模式并非依赖于对生产性投资的激励。减税带来的资金大部分并未流入工厂或创新，而是通过股票回购和金融投机，进一步推高了资产价格。
撒切尔主义的“秘诀”在于利用国家权力，将公共财富注入金融市场来维持系统的运转。
- 大规模私有化： 政府将公屋、燃气、电力和水务等社会共同财富以折扣价出售，转移到伦敦金融城的资本循环中。
- 金融化的延续： 即使是后来的布莱尔/布朗工党政府，也未曾逆转这一进程，反而通过放松金融管制，加速了经济的金融化。
这一模式的核心是清算公共资本，而非创造新的价值。结果是形成了一个依赖资产升值而非生产力提高的“资产阶级”（assetocracy）。
无法摆脱的困境
2008年金融危机后，政府通过救市（“对富人的社会主义”）和紧缩政策来应对，进一步压制了实体经济的投资活力，而央行的量化宽松则持续推高资产价格，使资产阶级受益。
如今，无论是特拉斯的激进右派，还是现任财政大臣雷切尔·里夫斯的温和派，都面临着同一个幽灵：无力挑战这个庞大的资产阶级。由于已无公共资产可供清算，政府陷入了两难境地，导致英国被困在一个恶性循环中：
- 低投资
- 低工资
- 低生产率
- 低社会期望
结果是一个悖论：尽管英国仍然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但其政治精英们却执意要继续喂养他们亲手创造的资产阶级。这使得整个国家陷入了一种低水平的平衡陷阱。
政治后果与未来的挑战
长达四十年的停滞积累了巨大的社会不满。由于主流政党不愿触及问题的根源，这种情绪为民粹主义者提供了土壤。
- 民粹主义的转向： 像奈杰·法拉奇这样的政客，成功地将民众的愤怒从真正的罪魁祸首（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身上，转移到移民等“他者”身上。这使得关于如何解决经济停滞这一核心问题的讨论被边缘化。
- 进步派的艰难任务： 任何想要打破这一僵局的进步力量，都必须放弃民粹主义的空洞承诺，并正视两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
- 如何有管理地引导资产价值（包括房价）大幅下降，以便将资源从非生产性投机转向生产性投资？
- 如何确保公共投资能够真正服务于社会和环境所需的技术与就业，而不是被新的“技术封建领主”所攫取？
归根结底，无论是特拉斯的闹剧，还是当前政府的困境，都只是一个破碎商业模式的症状。如果不从根本上 dismantling（拆除）这个催生了不可持续的资产阶级的体系，类似的危机将以不同形式反复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