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优越论是一种普遍存在但极具误导性的观念，它认为人类在本质上独立于自然界且高于其他物种。这种世界观并非生物本能，而是一种主要源自西方文化的后天习得的信念，它通过将其他生命形式降格为可供利用的资源，为剥削自然和加剧生态危机提供了理由。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摒弃以控制和征服为核心的思维模式，转向一种强调谦逊、合作以及承认人类是自然一部分的全新关系。
一种扭曲科学的偏见
人类优越论的思想已经深深渗透到科学领域，而科学本应是挑战而非强化我们偏见的工具。这种偏见导致我们用一把为人类量身定制的尺子去衡量世界，结果必然是其他物种显得“不足”。
不公平的智力比较： 在灵长类动物学中，研究者常常将在高度受限的人工环境中长大的圈养黑猩猩，与完全自主的西方人类进行比较，然后得出人类认知能力更优越的结论。这并非一个公平的比较。
有偏见的自我意识测试： 几十年来，所谓的“镜像测试”一直被用作衡量自我意识的基准，但它严重偏向于视觉。狗主要通过嗅觉体验世界，它们能轻松通过嗅觉镜像测试，证明了它们在自己主导的感官模式中拥有自我意识。
当我们用为人类量身定制的尺子去衡量世界时，其他物种不可避免地会显得不足。
这种做法将人类大脑视为智能和意识的唯一蓝图，形成了一种以人类为顶点的等级观念，这不仅是糟糕的进化论思维，更是想象力的严重失败。
一种后天习得的文化观念
许多人认为人类优越论是理所当然的结论，但心理学研究表明，这更多是一种文化世界观，而非天生的生物本能。
儿童的价值观： 在面临“拯救一个人还是多只动物”的道德困境时，西方国家的成年人绝大多数会选择人类。然而，儿童的选择截然不同，他们更倾向于拯救多只动物，对人类和非人类生命的估值更为接近。这表明，人类中心主义的道德框架是后天习得的。
非西方的世界观： 许多原住民和非西方知识体系拒绝这种自然等级制度。他们将动物、植物、河流和山脉视为亲属——是有感知、有能动性的存在，共同生活在一个道德和生态世界中。这些世界观并非不成熟或天真，而是基于数千年与自然世界的观察、互动和互惠关系建立的复杂宇宙观。
研究还发现，由原住民管理的土地通常拥有与官方保护区相当甚至更高的生物多样性，这证明了与自然共存模式的有效性。
支配思维如何加剧生态危机
将自己视为独立于自然之外的存在，会让我们把地球当作可供榨取、管理或“修复”的资源集合，而不是我们所属的社区。
这种心态不仅为剥削动物和生态系统提供了理由，甚至也为将其他被视为“次等人”的人类进行剥削提供了借口。在处理生态危机时，这种思维模式的危害尤其明显。
错误的叙事： 新冠疫情的爆发很可能源于人类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侵犯。然而，主流叙事却在赞扬人类研发疫苗的聪明才智，同时使用“战争”、“战斗”等军事化语言将自然描绘成需要被征服的敌人，完全忽视了导致疫情爆发的系统性剥削。
危险的解决方案： 类似地，在气候讨论中，太阳能地球工程或殖民火星等技术方案被提出，承诺通过进一步的控制来拯救人类。
这些解决方案依赖于同样的控制逻辑：认为我们可以超越地球的限制，而不是学会在其范围内生活。
它们呼应的正是那种将我们带到危机边缘的思维方式。我们并非凌驾于自然之上，而是自然的表现形式。
真正的出路：谦逊与合作
我们常常将支配等同于成功，将掌控等同于真正的理解。但真正的洞察力来自谦逊——承认我们不知道什么，倾听他人的声音（包括其他物种），并认识到我们传统框架的局限性。
重新定义“成功”： 生态系统的韧性和可持续性并非建立在支配之上，而是建立在相互依赖之上。在生态学中，合作与互利共生和竞争与捕食一样普遍和重要。
纠正科学偏见： 然而，研究显示，生态学领域的出版物中超过三分之二研究“竞争”，而研究“合作”的不到2%。我们的科学模型建立在斗争和个人主义之上，而地球上的生命实际上是由关系和共同进化维系的。
最终，看清我们自己——不是作为统治者，而是作为一个更宏大网络中的参与者——是这个时代最紧迫的科学和道德挑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