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出版界面临一种新的审查压力，它并非来自政府立法，而是源于社交媒体上由读者主导的负面舆论。这一现象被称为“敏感时代”，其初衷是推动作品的多样性和敏感性，但逐渐演变为一种左翼的道德恐慌。在这种氛围下，作者和出版商为避免网络声讨而进行自我审查，即便右翼在推动立法审查，左翼通过文化机构施加的影响力同样限制了创作自由。最终的论点是，将书籍简单标记为“危险”并剥夺读者的自主判断权，会扼杀必要的对话，伤害本应被保护的作者群体。
“敏感时代”的到来
在过去十年中，许多畅销书因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争议而被作者或出版商主动撤回或修改。这种趋势的核心是，作者和出版商为了迎合或避免激怒政治左派中的激进声音，选择了自我审查。
- 苏菲·拉克（Sophie Lark） 的新书《麻雀与藤蔓》因一个角色被读者批评为“MAGA 编码”和种族主义者而取消发行。
- 伊丽莎白·吉尔伯特（Elizabeth Gilbert） 的小说《雪林》因故事背景设定在苏联，而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遭到 Goodreads 用户的差评轰炸，最终决定无限期推迟出版。
- 赵蔼黎（Amélie Wen Zhao） 的小说《血脉继承人》因被指控对黑人文化不敏感而引发风暴，作者道歉并推迟出版以进行修改。
这些事件反映出，负面评论和网络运动能够直接影响图书的销量和作者的职业生涯，即便这些指控本身可能是不公平或毫无根据的。
两种审查：文化压力与法律禁令
审查制度通常被认为是政府行为，在美国，保守的右翼确实主导着立法审查，他们通过法律手段在学校和图书馆禁书。然而，还存在另一种同样强大的审查形式。
我认为右翼的政治权力和左翼的文化权力之间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尽管左翼在立法上缺乏优势，但他们在大学、博物馆和出版等文化机构中拥有巨大影响力。他们通过这些渠道施加压力，其最终目的与政府审查并无不同：阻止某些书籍被感兴趣的读者读到。
作者亚当·斯泽特拉（Adam Szetela）指出：“如果审查的目的是让感兴趣的读者无法接触到书籍，那么亚马逊的审查和政府的审查在实践上的区别比语义上的区别要小。”
从良好意图到道德恐慌
“敏感时代”最初源于一个积极的目标：希望在故事中看到更多元化的角色，并出版更多元化的作者。它鼓励创作者对可能无意中写入作品的刻板印象和文化假设更加深思熟虑。
然而，随着社交媒体算法放大了负面和批判性的声音，这一运动逐渐走向极端。
- 动机揣测： 批评者不再关注作者的善意，而是倾向于揣测其有恶意。一本书不仅被认为“有害”，作者本人也被贴上“动机不纯”的标签。
- 道德恐慌： 这种现象演变成一场全面的道德恐慌，与 20 世纪 50 年代对漫画书的恐慌类似。两者都认为某种媒介是社会问题的根源，并相信控制该媒介就能解决问题。
这种恐慌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前提之上：书籍与读者之间存在简单的因果关系，即“有问题”的书会直接导致读者受到伤害或持有错误观点。这种看法过于简化了人们与阅读之间复杂的个人关系。
对作者的附带伤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敏感时代”的寒蝉效应最终伤害了它声称要代表的作者群体，许多进步派和少数族裔作者反而成为了攻击目标。
- 黑人同性恋作家 科索科·杰克逊（Kosoko Jackson） 的书因故事未从穆斯林视角讲述科索沃战争而遭差评，最终被取消出版。
- 有色人种女作家 拉明·加内什拉姆（Ramin Ganeshram） 的图画书被指控“粉饰奴隶制”而面临巨大压力。
- 许多少数族裔作者被要求只能创作符合其身份标签的“正宗”故事，其创作自由受到严重限制。
如果争取更多样化和更敏感书籍的运动想要有任何未来，它就必须停止疏远那些真正想创作和阅读这些书籍的人。
信任读者，而非审查书籍
将书籍简单地标记为“危险”或“安全”，并试图阻止人们阅读前者，这本身就违背了批评的真正目的。真正的批评旨在促进围绕一本书及其思想的对话，而“敏感时代”的倡导者却试图终结对话。
核心问题在于，这种做法剥夺了读者的自主权，不相信他们有能力独立思考和判断。与其禁止或审查一本你不同意的书，不如让其他人也有机会阅读它，并形成自己的看法。这才是维系一个健康、开放的文化空间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