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们对核武器掉以轻心？

为了让人真正理解核战争的恐怖，哈佛法学教授罗杰·费舍尔曾提出一个激进方案：将核弹发射密码植入一名志愿者体内，总统必须亲手杀死此人才能发动攻击。这个设想旨在将决策与真实、个体的死亡联系起来。然而，现实是全球核武库仍在扩张，核威慑理论依然主导，而领导人的非理性、技术复杂性和意外误判，都让核战争的风险不减反增。专家们认为，唯一的出路是加强国际对话、保持人类对决策的最终控制，并完善管理机制，以避免文明被毁灭的风险。

一种迫使我们直面死亡的方案

1981年，罗杰·费舍尔提出了一个被称为“费舍尔方案”的构想，旨在减少发动核攻击的可能性。他建议将启动核武所需的密码植入一个微型胶囊，然后将胶囊植入一名志愿者的心脏旁边。

• 这名志愿者将随身携带一把屠刀，时刻陪伴在总统身边。
• 如果总统决定发射核武器，他必须先用自己的双手，亲手杀死这名无辜的志愿者，才能取出密码。

这个方案的核心目的非常直接：让决策者在白宫的地毯上看到鲜血。

他必须看着某个人，并意识到死亡是什么——一个无辜者的死亡是什么。

费舍尔认为，此举能迫使领导人直面核战争背后那种非人性的、抽象的战略术语所掩盖的、难以想象的恐怖现实。然而，四十多年过去了，这个方案从未被采纳。

现实：核武库的扩张与威胁的常态化

与费舍尔的期望相反，世界正朝着更加危险的方向发展。所谓的“核威慑”逻辑——即拥有足够多的核武器让别人不敢攻击——依然被认为是“合理的”。

• 持续扩张：美国正投入 1.5 万亿美元更新其核武器及基础设施。中国在过去五年内核武库规模翻了一番。俄罗斯则正式降低了使用核武器的门槛。
• 条约失效：美俄之间唯一剩下的核不扩散条约《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即将到期。
• 威胁常态化：公众对核战争的关注度远不如从前。我们已经习惯了核竞争的存在，甚至开始用冷冰冰的数字来讨论无法想象的灾难。

“你会听到人们在谈论核战争时说，‘在这个选项中，只有两百万人死亡。’ 想想这句话。当‘只有两百万’后面跟着的是‘死亡’时，这是一个完全疯狂的陈述。”

人的问题：建立在非理性基础上的威慑

核威慑理论有一个根本性的缺陷：它假设所有决策者都是理性的。但心理学和历史告诉我们，人类充满了系统性的非理性。

相信理性的稳定是一种慰藉，一种帮助我们逃避“自己生活在灭绝边缘”这一事实的方式。

许多国家的核武器发射权最终掌握在一个人手中，这种 “单一授权” 制度极具风险。历史上不乏偏执、自恋且不受约束的领导人。在巨大压力下，任何人都可能做出灾难性的误判。

为了降低这种风险，有专家建议引入类似医院手术前的 “检查清单” 协议，通过一系列标准化问题来强制决策者放慢速度、审视自己的判断，例如：

• 你对来袭攻击的真实性有多大信心？
• 你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

这些看似简单的步骤，在医疗领域已被证明能拯救成千上万的生命。

系统的风险：复杂性、误判与意外

除了决策者的非理性，核武器系统本身的复杂性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一个日益复杂的系统会产生其自身无法预料的错误。历史上，我们曾多次侥幸躲过核灾难。

• 技术故障：1960年，格陵兰的雷达曾将月亮升起误判为苏联导弹来袭。
• 人为失误：1980年，一名维修人员的失误导致阿肯色州一个装有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井发生爆炸。
• 操作混乱：2007年，几枚装有核弹头的导弹被错误地装载到一架本应携带常规模拟弹的轰炸机上。

在许多千钧一发的时刻，拯救世界的是简单的人际关系和沟通。例如，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与苏联大使之间的非正式沟通渠道起到了关键作用。这表明，即使无法达成正式协议，保持对话本身也至关重要。

最终，费舍尔方案被他的军方朋友们拒绝了。他们的理由是：这个方案太可怕了，因为亲手杀人会影响总统的判断力。他们真正担心的，是总统“可能永远不会按下那个按钮”。这恰恰暴露了决策者与他们所做决定的真实后果之间存在的致命脱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