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其实是全球主义者

尽管特朗普的言辞充满“美国优先”并猛烈抨击“全球主义者”，但他的行为却清晰地表明，他将自己视为一位不可或缺的全球领袖。他热衷于调解国际冲突、以个人方式干预他国内政，并完全从商业视角处理国际关系。这种做法抛弃了传统的外交机构、盟友体系和长期军事介入，代之以有限的军事打击和交易型谈判。这并非孤立主义，而是一种独特的“特朗普式全球主义”：一种去政治化、以美国和个人商业利益为绝对核心的全球参与模式。

自视为全球领袖

与被描绘成的“孤立主义者”形象相反，特朗普显然乐于成为全球舞台的中心。他曾向记者透露：“他们开玩笑地叫我欧洲总统。” 这种心态贯穿其执政始终。

在特朗普看来，他在第一个任期只是管理国家。而在第二个任期，他认为自己“管理着这个国家和整个世界”。

批评者认为特朗普放弃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但实际上，他只是用自己的方式来定义这种领导力。他同样认为美国对防止世界陷入混乱至关重要，但他坚信，世界需要的是他本人的领导，而非传统的国际秩序。

热衷于“调解和平”

特朗普对在海外促成和平协议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无论这些协议是否真正带来了和平。他常常吹嘘自己结束了多场战争。

他声称自己结束的冲突包括：

• 印度与巴基斯坦
• 以色列与伊朗
• 卢旺达与刚果民主共和国
• 泰国与柬埔寨
• 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

尽管这些说法大多具有误导性或夸大其词，但它揭示了特朗普将“扑灭战火”视为其工作的一部分。这种扮演“和平缔造者”的渴望，部分解释了他为何不愿完全放弃对乌克兰等问题的介入。

有限的军事干预

特朗普以批评伊拉克战争而闻名，但他作为总统，却频繁地进行军事干预——只是有其限度。他与顾问们都厌恶“永久性战争”，倾向于避免陷入旷日持久的军事泥潭。

他的军事干预模式有以下特点：

• 偏爱有限行动： 利用美国的压倒性能力，对无法有效反击的敌人进行打击。
• 目标明确且可实现： 行动旨在传递力量信号，而非进行国家重建。
• 避免长期纠缠： 在完成有限打击后迅速收手，或在行动可能陷入僵局时及时止损，如在也门的做法。

一位前政府顾问这样总结特朗普的策略：他推翻了前国务卿鲍威尔著名的“陶器店规则”（如果你打碎了它，你就得拥有它）。有时，“你完全可以只打碎它，然后走开。”

然而，这些行动的实际成效往往并不明朗。伊朗的核计划虽遭重创但未被摧毁，胡塞武装的袭击也并未停止。特朗普成功避免了陷入泥潭，但其军事行动的长期战略价值值得怀疑。

以特朗普的方式干涉内政

特朗普明确表示，美国的责任不是传播“并非所有人都认同或想要的普世价值观”。他可以毫不犹豫地赞美独裁者，并削减了对其他国家选举和人权状况的批评。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完全不关心他国的内部政治。他多次表现出愿意为了他自己的价值观和利益而进行干涉：

• 保护政治盟友： 他曾威胁使用关税或切断援助，来惩罚那些起诉其政治盟友（如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和巴西的博索纳罗）的国家。
• 输出个人议程： 副总统万斯曾对欧洲官员表示，欧洲最大的威胁并非来自俄罗斯，而是失控的移民和对右翼政党的限制。
• 谋求领土扩张： 最直接的干涉形式是他公开表示希望获得格陵兰岛，甚至讨论过将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个州以及重新控制巴拿马运河。

当他提议进行字面意义上的“殖民主义”时，很难再称他为“不干预主义者”。

美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特朗普将美国视为一家公司来运营，但他的理念与前人大不相同。他并非自由市场的信徒，而是自称的“关税人”。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要求芯片巨头英伟达和AMD将其向中国销售人工智能芯片收入的15%支付给美国政府。这一做法完全抛弃了此前限制中国获取先进技术能力的国家安全战略，突显了他对外交事务的纯商业化视角。

特朗普对中国的关注点始终是贸易逆差，而非台湾或南海等地缘政治问题。他将国家利益与公司利益，甚至他个人的商业利益（例如他设想在加沙海滩上建度假村）公开地结合在一起。

特朗普式的全球主义

事实是，特朗普与任何一位“达沃斯人”一样，关心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他相信美国在制定经济规则和处理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他正在推行一种剥离了任何政治或经济自由主义色彩的全球主义。他希望美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影响力，但同时又大幅削减了实现这一目标所依赖的传统工具——外交、情报、外援和联盟体系。

在美国的领导下，美国并未离开世界舞台，它只是在扮演一个截然不同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