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将宗教视为一种潜在威胁，并持续加强管控。基督教在中国虽有悠久历史，但因文化冲突及政治因素，尤其在1949年后被视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工具而受压制。尽管20世纪末期基督教曾经历快速增长，但在习近平领导下，政府以“宗教中国化”为目标，全面收紧了宗教自由。目前，官方教会的增长放缓，但地下家庭教会依然保持活力，宗教与政治、文化的博弈仍在继续，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历史上的冲突与管控
基督教进入中国之初就与传统观念存在冲突。早期的传教士发现，即使是同情基督教的精英阶层也难以接受其教义，原因包括：
- 废除纳妾可能导致没有子嗣。
- 移除祖先牌位被视为不孝。
- 耶稣被钉十字架被认为是耻辱而非英勇，因为体罚是针对社会最底层人群的。
1949年革命后，情况变得更加严峻。中共将基督教与欧洲帝国主义联系起来，并视其为意识形态的竞争对手。其跨国联系（如梵蒂冈）被认为可能成为外国颠覆的工具。
因此，中共的策略不是彻底禁止，而是建立意识形态上安全的、由国家控制的基督教组织：
- 新教徒被引导加入国家赞助的“三自爱国运动”（TSPM），强调自治、自养、自传。
- 天主教徒则被要求加入“中国天主教爱国会”（CPA）。
这些组织的共同点是，禁止与外国组织建立联系，转而将基督教与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理想相融合。
意外的增长与预测
尽管面临重重限制，从20世纪末期开始的三十年里，基督教在中国经历了惊人的增长。1949年，新教徒仅占总人口的不到0.2%，而到了90年代中期，仅登记的新教徒就达到了1400万。如果算上活跃的地下“家庭教会”，总数可能在6000万到9000万之间。这让一些观察家预测，到2050年，中国可能成为一个以基督徒为主的国家。
习近平时代：收紧的缰绳
然而，基督教世纪的预言现在看来不太可能实现，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习近平深入研究了苏联解体的原因，一些中国学者认为宗教是其中一个因素，它为反政府力量提供了“神圣的旗帜”。因此，在他任期内，对宗教的监管明显收紧。
- 加强组织控制： 爱国宗教协会现在由直接向中共中央委员会报告的中央统战部监督。
- 网络审查： 2018年的新规将宗教与国家安全挂钩，要求教会在网上分享宗教内容前必须申请许可证。
- 推广“中国化”： 基督教组织被要求根据习近平的“中国化”愿景重新评估其教义，即融合中国传统价值观与中共的未来规划。
“在习近平任期内，中国对宗教的监管已经收紧。”
其次，自21世纪以来，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基督教的增长速度正在放缓。一些城市教会的增长，实际上是以农村教会的衰落为代价的，这是大规模城市化迁移的结果。许多曾经充满活力的乡村教会，如今变得更像老年人之家。
当下的韧性与未来的不确定性
尽管面临官方压力，地下基督教依然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学者和记者的研究（通常使用化名）揭示了基层教会的健康状况。例如，有人利用麦当劳餐厅的不同餐桌作为掩护，进行门徒训练和领导力课程。当警察到来时，他们会愉快地签署保证书，承诺不再犯——至少不会在同一家麦当劳里。
未来几十年，中国基督教的发展几乎可能发生任何事。“中国化”运动也可能对中共有反作用，如果基督教与中国哲学（如儒家思想）形成强有力的结合，可能会产生一种专注于爱、自我牺牲和对精神空虚的批判性声音。
同时，世俗化理论——即现代化会导致宗教衰落——在中国并未应验。相反，基督教与经济和城市化同步增长。这无疑是让国家领导层感到不安的。对中国灵魂的争夺战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