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建狂魔，美国为何望尘莫及

中美两国在发展模式上存在根本差异：中国是一个由工程师主导的“工程国家”，强调快速建设和技术解决问题，这使其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取得了惊人成就，但也带来了社会控制和压制等问题。相比之下，美国是一个由律师主导的“法治社会”，其多元化和程序正义保障了自由，却也导致了基建停滞、效率低下和住房短缺等困境。两国体制各有利弊，真正的竞争在于哪种模式能更好地为其民众服务，双方都需要学习对方的优点来改善治理。

“工程国家” vs “律师社会”

理解中美差异的一个新视角是，中国是一个由工程师主导的社会，而美国是一个由律师主导的社会。这种根本性的区别解释了两国在发展路径上的巨大不同。

• 中国的“工程国家”模式：中国的领导层，例如前国家主席胡锦涛（水利工程师）和前总理温家宝（地质学家），长期由工程师组成。他们倾向于将社会视为一个巨大的技术问题，可以通过类似解决数学方程式或液压系统的方式来管理和优化。

• 美国的“律师社会”模式：美国从建国之初就充满了法律精神，《独立宣言》读起来就像一份法律文件。从国父到林肯，再到现代政治精英，律师在政界和商界占据着主导地位。他们更注重程序、辩论和诉讼，而不是直接的建设和执行。

这种对比超越了资本主义、民主或威权等陈旧的标签，提供了一个更本质的解释框架。

中国模式的实践：速度与规模

贵州省是中国“工程国家”模式的一个缩影。这个位于西南的贫困省份，其基础设施水平却远超美国最富裕的加州或纽约。

• 惊人的基建：贵州拥有半打高铁线路、全新的高速公路和11座机场。
• 世界级的桥梁：全球最高的100座桥梁中，有45座位于贵州。
• 驱动力：这种发展模式并非为了简单的财富再分配，而是通过大型项目来推动。地方官员通过建造“大桥”来提升GDP并获得晋升，而国有建筑企业也总是在推动新的大型项目。

这种模式的核心是将资源集中用于巨大的、看得见的工程项目，展现了国家强大的执行能力。

工程思维的代价：控制与压迫

如果工程思维只停留在物理建设上，其成果可能是积极的。然而，当这种思维被应用于“社会工程”时，后果则十分严峻。

“我不认为压迫是必要的，但它确实在今天我们看到的（发展）轨迹中发挥了作用。”

• 社会控制：政府将人口视为可以像液压系统中的阀门一样被管理的单元。这体现在对西藏和新疆少数民族的强制同化，以及限制人口流动的户口制度。

• 一孩政策的悲剧：这项政策是工程思维最极端的体现。一位导弹行业的数学家说服了邓小平，认为人口轨迹可以像导弹轨迹一样被精确控制。这导致了数十年间超过3亿次堕胎（相当于美国总人口），以及无数的强制绝育和家庭悲剧。这项“愚蠢的政策”以惊人的残暴方式被执行。

美国模式的困境：程序与瘫痪

尽管美国的多元化和法治是其优势，但过度程序化的“律师社会”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 建设瘫痪：在美国，无论是住房、铁路还是输电线路，建设都极其困难。纽约和中西部的一些地方感觉像是“一个曾经伟大的工业文明的废墟”。

• 律师角色的转变：历史上，美国的律师曾是促进交易和建设的“成交者”。但在1960年代后，随着公众对技术官僚建制派信任的崩溃，律师的角色转变为监管者和诉讼者。他们的口号变成了“起诉那些混蛋”。

这种转变解决了上一代人的问题（如环境破坏），却创造了新的问题：瘫痪、僵局和无休止的程序。结果是，当今的美国社会主要为富人服务，而普通民众在住房、交通和机会方面面临巨大困难。

真正的竞争：谁能更好地服务民众？

中美两国都不完美，也不存在一个乌托邦式的解决方案。欧洲有良好的公共交通，但住房负担沉重；日本面临人口停滞。

• 中国的优势：能够快速解决深层次问题，其可见的物质改善（如高铁和地铁）为民众带来了乐观情绪。

• 美国的优势：保持着独特的活力和持续的自我辩论。这种不断的自我批评使其比大多数地方更有可能自我修复。

最终，两国之间的真正竞争是：哪个国家的制度能更好地为生活在其中的大多数人服务？ 对美国而言，最大的挑战是必须为广大民众提供更好的住房、基础设施和机会。如果一个强调多元化的社会无法有效治理，那么多元化本身也无法拯救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