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意义何在？

现代大学正面临一场深刻的危机。它最初作为战后培养中产阶级和国家精英的“人民大学”而兴起，但如今因官僚化、商业化和意识形态僵化而陷入困境，导致思想活力下降，并引发了公众的不信任。尽管存在这些严重问题，大学在培养能够管理复杂社会机构的“知识分子”方面仍然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人工智能和信息碎片化的时代，人文学科在传承文化、提供批判性思维和人文关怀方面的价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战后“人民大学”的崛起与功能

战后兴起的现代大学模式，即所谓的 “人民大学”，与启蒙运动时期的“自由大学”截然不同。后者的目标是培养能够监督政府的独立公民，但影响范围有限。相比之下，“人民大学”则承担了对国家至关重要的多重功能：

• 提供专业知识： 为日益专业化的经济体输送人才。
• 推动技术研究： 特别是在冷战背景下为军事技术服务。
• 塑造社会共识： 通过教育将不同社群融入国家项目，成为进入中产阶级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在美国和英国。

这种模式在社会和文化层面划出了一道分界线，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倾向于形成更国际化的视野，而未受教育者则更依恋于特定的地域和文化。

现代大学的内部危机

大学在规模扩张的同时，也陷入了多重困境，其追求真理和培养独立思想的传统理想与现实产生了巨大矛盾。

• 官僚化与商业化： 大学管理日益行政化，学生被视为消费者。管理者更关心他们的“安全”和“满意度”，而非心智的成熟。
• 思想的僵化： 学术自由受到限制，教师的职业被简化为绩效指标。所谓的“理论”演变成了僵化的正统教条，而非激发思考的知识框架。
• 学者的困境： 学术工作者薪酬过低、工作过度，职业前景黯淡，还要面对日益严重的办公室政治和政治正确培训。正如书中所述，“思想生活的职业化……几乎已经扼杀了思想生活本身，或其中的乐趣”。

我们教导他们（学生）自己是脆弱的，他们的世界一团糟……然后我们却对我们政治话语的可悲状态感到惊讶。

意识形态、公众不信任与政治压力

学术界的衰落并非完全是外部因素造成的。许多人文学科变得“清教徒式和教条化”，过分关注狭隘的社会正义问题。这种学术倾向源于一个核心信条：“权力在定义上就是坏的”。

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

• 它用抗议取代了政治，因为政治的本质就是运用权力。
• 它导致学者对真实世界和掌权者面临的实际情况失去了好奇心。一旦“罪恶”被识别出来，知识分子的工作就结束了。

这种脱离现实的学术风气没有逃过公众的眼睛，并引发了强烈的反弹。民粹主义运动正确地将大学视为他们所鄙视的进步派文化和制度权力的核心。公众信任的崩塌，加上校园内激进主义引发的愤怒，使得大学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和财政危机，许多学校被迫裁员甚至关闭整个院系。

我们正在目睹“官僚阶层”（mandarin class）的合法性被逐步瓦解，而这个阶层正是通过高等教育创建的。

大学不可或缺的社会价值

尽管大学病入膏肓，但它对于现代社会的功能仍然是不可替代的。

大学里的病态，就是国家政治生殖器官的病态。

现代社会充满了银行、公司、军队和政府等复杂机构，这些机构需要有能力的人来领导，也需要有能力的批评者来防止它们走向极端。只有类似大学的机构才能培养出这样的人才。

• 替代方案更糟： 认为社交媒体主导的公共文化能够比大学做得更好的想法是疯狂的。注意力跨度的持续压缩、狂热的群体心态以及同伴审判的压力，都不利于培养原创和无畏的思想。
• 社会运转的必需品： 无论我们多么不信任精英，社会仍然需要“官僚”来管理军事、金融和公共卫生系统。用人工智能工程师取代官僚的幻想，与学术界对“权力”的厌恶同样轻率，因为治理的根本问题是人性与政治问题，而非技术问题。

未来的愿景：作为“对话者”的知识分子

一种可能的出路是，知识分子应该积极地与主要社会机构互动，成为一个“对话者”和善意的批评者，帮助现代社会的齿轮更顺畅地运转。学者不应假装自己与权力无关，而应致力于“人性化”那些强大的组织，为它们提供不同的视角和见解。

更重要的是，在人工智能崛起和大众读写能力下降的背景下，人文学科变得更加重要。它们的价值不仅在于实用性，更在于：

• 保存文化遗产： 它们让我们的故事、历史和文化得以存续。
• 维系学术实践： 在外部世界日益“思想贫瘠”的今天，这些需要一个体制性的家园来生存。

失去它们，将使我们变得无比贫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