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
丹·王在其作品中深入剖析了中国自1980年代以来的社会变迁，特别聚焦于一胎化政策与“清零”防疫这两大社会工程。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一种兼具天主教会意识形态控制和西西里黑手党式纪律的复杂组织。他提出了中国作为“工程师国家”的概念——该模式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也导致了巨大的社会创伤。最终，他认为，由于中国体制对人民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和缺乏幽默感，其制度是脆弱的，而美国混乱但多元的社会模式在长期竞争中更具韧性。
一种独特的统治模式：教会与黑手党的结合
中国的执政党并非一个简单的政治组织。丹·王认为，理解它的最佳方式是将其视为一个复杂的混合体。
- 天主教会的影子：共产党投入巨大精力研究天主教会，学习其如何构建一个能够跨越数百年、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意识形态体系。
- 黑手党的法则：与此同时，它也带有西西里黑手党的特征，强调一种名为“omertà”的沉默法则和绝对的内部忠诚。它明白，纯粹的暴力无法长久，必须建立一套思想体系作为支撑。
它就像一个拥有黑帮行事风格的强大天主教会。
“工程师治国”的利与弊
丹·王用“工程师国家”来描述中国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将社会和经济视为可以被精确调控的系统，如同工程师操作阀门控制液体流动。
有时感觉中国的领导层完全由水利工程师组成，他们将经济和社会视为液体流动，仿佛所有人类活动——从大规模生产到人口繁殖——都可以像转动阀门一样被引导、限制、增加或阻断。
这种模式的后果是双重的：
- 积极方面：在过去四十年里，中国创造了惊人的财富，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使数亿人摆脱了贫困。这是任何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未能企及的成就。
- 消极方面：它也催生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政治压迫形式。政府的能力既可以用来建设，也可以用来破坏，其转向往往突然且剧烈。
从独生子女到“清零”：社会工程的创伤
“工程师国家”最极端的体现，莫过于其推行的两项大规模社会运动。
一胎化政策的残酷遗产
这项政策的残酷程度常常被低估，因为它主要发生在几十年前的农村地区。
- 惊人的代价：据一些学者估计，该政策导致了大约 4000 万女婴的消失，这是一种由政策驱动的性别灭绝。
- 国家的强制：政策的执行极其野蛮，包括在产床上强制引产。许多亲历者至今谈起仍会愤怒不已。
- 数据的力量：当时，支持这项政策的科学家宋健用计算机生成的精准图表来展示其人口预测，而反对者只能用算盘或手绘曲线，这使得前者在决策中占据了绝对优势。
“清零”政策与上海封城
“清零”是“工程师国家”能力的又一次展现，其顶峰是2022年春季的上海封城。
我常常想起《中国日报》的那个标题：“上海没有封城计划”。起初我以为这是否认，但现在我明白，这恰恰是对后续事件的精准描述：这座城市对于将两千五百万人关在家中八周这件事，确实没有任何计划。
上海封城，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隔离行动，让2500万人在长达数周的时间里无法离开住所，甚至在初期面临严重的食物短缺。这让许多生活在便利都市中的中产阶级第一次感受到，国家机器可以轻易地让他们的生活偏离轨道。
多元主义的价值：美国与中国的选择
丹·王在华生活六年之后，深刻感受到了中美社会在核心价值观上的差异。
- 中国的“方便”与压抑：在中国一线城市生活无疑是便利的（fāngbiàn），公共交通高效，社会秩序井然。但这种便利的代价是思想和言论的受限。
- 美国的“混乱”与自由：在美国，城市可能不那么整洁有序，但书店里可以找到批评政府的书籍，人们拥有广泛的抗议自由。这种多元主义是许多人（包括丹·王自己）最终选择美国的原因。
一位离开中国的朋友告诉他，当代中国“感觉像一个天花板不断降低的空间……待下去意味着我们必须低着头、弓着背走路。”
忠诚高于能力：习近平时代的政治逻辑
在习近平时代，政治忠诚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个人能力，李强的晋升就是最好的例子。
- 上海封城的执行者：李强作为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在执行封城政策后，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受憎恨的地方官员之一。
- 意外的晋升：然而，他随后被提拔为国务院总理，成为仅次于习近平的二号人物。
- 释放的信号：这一任命清晰地表明，在体系的顶端，执行最高领导人命令的忠诚度，远比所谓的政绩或民意更为重要。这无疑会削弱体系内其他官员的积极性。
对未来的思考：幽默感与制度的韧性
丹·王对中美竞争的未来持一种谨慎的乐观态度，他认为决定胜负的并非是火箭或高楼的数量。
北京在过去四十年里一直极其严肃地对待未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无法在竞争中胜过美国。
- 脆弱的严肃：一个缺乏幽默感、时刻担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体制，本质上是脆弱的。当领导人渴望世界对他卑躬屈膝时，他恰恰永远无法得到真正的尊重。
- 多元化的力量：能够容忍不同声音、甚至自嘲的社会，更具韧性和创造力。
- 真正的赛场：最终，这场竞赛将由那个能够更好地为其公民服务的国家赢得。美国需要解决自身的问题，不是为了对抗中国，而是为了自己。同样，中国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