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如何放弃了自杀防护措施

美国多个州的医生辅助自杀项目存在严重的监管混乱和违规行为。由于合规文件大量缺失、监管资金被削减以及对违规医生的处罚不力,该系统缺乏有效监督。与此同时,申请门槛不断降低,导致越来越多精神或经济上脆弱的患者因感觉“成为负担”或面临经济压力而选择死亡,这暴露了制度中旨在保护患者的措施正在失效,带来了严重的伦理和安全风险。

监管失控与文件缺失

医生辅助自杀的官僚体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混乱之中,对法律的违反行为在多个州屡见不鲜,但几乎没有任何医生因此被吊销执照。一个核心问题是监管缺失

以29岁的科罗拉多州女性 Jane 为例,她在经历精神健康危机时,被批准获得致死药物。尽管她的家人最终通过法律途径阻止了这一悲剧,但她的案例揭示了系统性的漏洞:一个被临终关怀机构认为已无能力同意医疗决策的人,是如何同意接受辅助自杀的?

这种监管缺失并非个例,而是普遍现象:

    • 华盛顿州:在 2009 年至 2023 年间,完全缺失 515 份合规表格和 293 份患者签署的书面请求文件。
    • 科罗拉多州:自 2017 年以来,将近 1,800 份合规表格不知所踪。
    • 俄勒冈州:卫生当局记录了 376 例辅助自杀,但对于另外 178 例已开出药物的案例,当局不知道患者是否服药死亡,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否已经死亡

监管机构甚至无法回答最基本的问题:全美究竟有多少起医生辅助自杀案例?

各州主动削弱安全防护

在问题频发的同时,各州非但没有加强监管,反而主动拆除了本就脆弱的防护网。

    • 削减资金:2022年,华盛顿州卫生部宣布,由于资金不足,将暂停其辅助自杀合规审查项目,并将所有可用资金转向“数据录入”。该部门甚至一度宣布将不再发布年度统计报告。
    • 停止报告:新墨西哥州在 2021 年将辅助自杀合法化时,法律规定了年度合规报告,但至今从未发布过
    • 降低门槛:各州正在快速放宽限制,包括取消居住要求、允许资历较浅的医护人员(如社工、护士)进行评估,并大幅缩短等待期。在俄勒冈州,患者在提出请求的当天或第二天就获得致死药物已成为常态。

End of Life Washington 的医疗总监 Jessica Kaan 称此为“一个严峻的局面”,并警告说,卫生部“甚至不会有人监控或回应”关于该项目的邮件或电话。

脆弱患者成为牺牲品

随着防护措施的瓦解,越来越多脆弱的患者因非医疗原因选择死亡,其中“成为负担”和“经济压力”成为主要驱动因素。

华盛顿州的数据变化:

    • 2009年:16% 的患者提及“给家人朋友带来情感或身体负担”,2% 担心治疗的“经济成本”。
    • 2023年高达 50% 的患者因感觉“成为负担”而选择死亡,10% 的人则出于“财务影响”的考虑。

俄勒冈州也呈现类似趋势:

    • 2009年:没有患者因财务问题选择死亡,只有 12% 的人感觉自己是负担。
    • 2024年:这两个数字分别跃升至 9% 和 42%

更令人担忧的是,加利福尼亚州等其他州甚至在其官方表格中没有提供“财务担忧”或“感觉是负担”的选项,这使得真实情况可能被严重低估。

问责机制形同虚设

即使医生明显违反规定,他们也很少面临实质性的处罚。俄勒冈州卫生局的唯一合规监督员 Craig New 承认,他们只能通过不断催促来要求医生提交文件。

家庭医生 Rose Jeannine Kenny 的案例极具代表性。她在 2016 年因数十项处方违规被判五年缓刑。随后,医疗委员会收到“可信信息”,称她可能再次违规,并可能违反了《尊严死亡法》。然而,她最终保住了执照,代价是同意在一名辅助自杀游说团体成员的监督下,再参与 10 次辅助自杀。

由于严格的隐私法,研究人员和执法部门无法系统性地审查相关记录。在一些州,记录会在一年后被销毁,并且法律禁止在死亡证明上提及辅助自杀。这个封闭的系统使得外部监督几乎不可能实现。那些最需要希望的患者,面对的不仅是自身的疾病,还有一个公然违反法律保障、本应保护他们的失灵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