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像盲盒玩具 Labubu 这样的产品在全球流行，显示出中国的文化影响力，但其国内环境却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景象。政府正通过压制文化活动、审查负面消息和加强意识形态控制，全面收紧对社会生活的管理。这种向“新极权”状态的回归，伴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和对改革的抵制，正在扼杀社会活力。官方的乐观宣传与民众的日常感受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使国家面临着陷入类似苏联晚期停滞或衰退的风险。
文化输出与内部压制的矛盾
中国公司推出的 Labubu 盲盒风靡全球，被官方媒体誉为国家文化实力提升的标志。然而，在国内，官方却对这种流行文化现象持批评态度，指责其导致未成年人“非理性消费”，并呼吁加强监管。
这并非孤例。近年来，政府的打压范围不断扩大，涵盖了多个领域：
- 视频游戏和韩国流行音乐（K-pop）
- 脱口秀俱乐部和万圣节派对
- 同性恋权利活动家和女权倡导者
- 科技企业家和金融顾问
这种持续的打压表明，政权的目标不仅是消除异议，更是要微观管理民众的生活方式、消费习惯和个人信仰。
回归“新极权”时代
在习近平之前的时代，执政体系尚存在一些制约。但如今，政治环境已被专家描述为“新极权主义”。
华盛顿大学中国政策项目主任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指出，这意味着国家“全面地、在国民生活的所有方面”都采取了强硬手段。
这种转变的核心动机，在于对失控的恐惧。政治学者裴敏欣认为，对于领导层而言，“对意识形态的失控，对社会的失控”是其执政权力的主要威胁。
为了重新确立控制，当局正在系统性地压缩表达空间：
- 强制推行“习近平思想”作为统一的意识形态基础。
- 限制对国家议题的公共辩论。
- 审查甚至被认为过于“悲观”的社交媒体内容。
宣传与现实的鸿沟
政府极力塑造一个和谐幸福的社会形象，但这种宣传与民众的现实体验越来越脱节。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当珠海发生导致多人死伤的驾车撞人事件后，官方迅速采取行动，抹去所有关于这起悲剧的痕迹，包括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文章和评论，以及民众自发的悼念活动。
正如《辛普森一家》中的一个情节所讽刺的，当一家人来到天安门广场时，看到一块牌匾上写着：1989年，这里什么都没发生。
经济方面同样如此。面对增长放缓和青年失业率上升等问题，官方的对策不是推出有效的改革政策，而是：
- 暂停发布对年轻人不利的失业率数据。
- 随后修改统计方法，以得出一个更低的数字。
- 要求官员“高唱”中国经济光明论。
民众对此并非毫无察觉。社交媒体上涌现出怀念本世纪初经济繁荣时期的帖子，这本身就是一种对现状的含蓄批评。一项调查显示，认为努力工作总有回报的民众比例，已从 2004-2014 年间的平均 62% 下降到 2023 年的 28%。
任意打压与社会窒息
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里，几乎任何自发的集体活动都可能被视为威胁。
- 上海的万圣节： 当年轻人穿着奇异服装上街庆祝时，警察将他们带走，没有任何官方解释。
- 郑州的夜骑： 学生们自发组织的夜间骑行活动，在规模扩大到数万人后，因安全部门感到不安而被叫停。
这种任意且充满偏执的行为，让人联想到毛泽东时代。那时的中国曾陷入政治瘫痪和经济混乱。正是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才将中国从崩溃边缘拉回，并开启了数十年的经济增长。
然而，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社会学家王丰认为，过去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更像是一个“例外”。如今的时代是一次“重置”，让中国回归到一个权力完全由政治主导的体系，从而“扼杀整个社会”。
走向停滞的未来？
尽管电动汽车和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仍在发展，但中国正显现出历史上失败专制政权的某些特征。沈大伟将其与苏联晚期相提并论，指出了“一人专政固有的系统性硬化，特别是下属的奉承和无论对错都必须执行领导指令的现象”。
当一个政权的主要目标变成仅仅是维持自身权力时，其活力便会丧失。中国或许不会像苏联那样崩溃，但它可能走向另一种结局：在原地“萎缩”，就像朝鲜、委内瑞拉或古巴一样。一个连民众自发哀悼或庆祝都无法容忍的国家，其持续发展的可能性正面临严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