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列维-斯特劳斯探秘丛林的理由

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为挑战巴黎知识界关于“人性”的抽象理论，于1935年前往巴西亚马逊地区进行实地考察。他的著作《悲惨的热带》通过对土著社会的细致观察，揭示了文化的多样性与社会的可变性，有力地反驳了僵化的“人性”观念。尽管该书后来因其殖民主义视角而备受争议，但它提醒我们，要真正理解人类，就必须走出象牙塔，亲身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一核心观点至今仍然至关重要。

“人性”：一个被滥用的概念

“人性”这个概念常常被那些远离真实人群的学者们挂在嘴边。它是一个强大的抽象工具，几乎可以为任何政策或议程辩护。

• 奥古斯丁用“人性的堕落”来捍卫教会的权威。
• 卢梭用“人性的纯真”来支撑他的乌托邦理想。
• 撒切尔和里根则用“人性的自私”来为纯粹市场驱动的社会秩序提供理由。

在很多情况下，“人性”是一个看不见的起点：先有一个关于人类是怎样的固定观念，然后才有一套关于他们应该如何生活的宏大设想。

走出咖啡馆，走进丛林

对于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来说，这种本末倒置的思维方式非常奇怪。当他同时代的巴黎知识分子（如萨特）正沉浸于构建存在主义理论时，列维-斯特劳斯敏锐地意识到，这些关于人类状况的自信断言都只是猜测。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人类是什么样的，那么你可能需要离开安逸的咖啡馆，去见见一些不同类型的人。

1935年，他正是这么做的。他放弃了中学教师的职位，登上一艘开往巴西的轮船，决定亲自去近距离观察所谓的“人性”。

《悲惨的热带》中的发现

他的旅行见闻录《悲惨的热带》（1955）记录了这次旅程。尽管他以结构主义创始人的身份闻名学界，但这本书的文笔却毫不枯燥。列维-斯特劳斯在书中将自己描绘成一个不情愿的英雄，深入丛林寻找人类的原始状态。

他拜访了生活在巴西北马托格罗索州的多个遥远部落，包括卡杜维奥人、波洛洛人、南比夸拉人和图皮-卡瓦希布人。

• 细致的观察： 尽管他对“未受污染”的“高贵的野蛮人”抱有浪漫幻想，但他训练有素的眼睛总能发现更精妙的社会结构。例如，卡杜维奥人的纹身其实是他们早已退化的原始社会组织的地图。
• 变化的社会： 他没有将波洛洛人视为一个自古不变的统一“部落”，而是看到一个正在与疾病和传教士带来的重新安置作斗争，并努力遵循自身传统的群体。
• 灵活的结构： 他发现南比夸拉人的社会结构会随季节变化。在旱季，狩猎使社会更集中、等级更分明；而在可以农耕的雨季，他们则分散成更小的家庭单位。这种社会灵活性在现代官僚国家中已经消失，但在数万年前的人类社会中却极为普遍。

通过这些观察，列维-斯特劳斯指出，原始的“人性”可能恰恰在于一种开放性、选择和转变的能力，而这些正是工业社会所失去的。

争议与重估

多年来，《悲惨的热带》的声誉经历了起伏。最初的热情赞誉（苏珊·桑塔格称其为“我们这个世纪的伟大著作之一”）逐渐被指责所取代。

• 批评的声音： 许多人类学家认为，列维-斯特劳斯对“纯朴”土著的赞美是一种变相的恭维，否认了他们拥有与西方同样复杂的权利。他的下一本书名《La Pensée Sauvage》（字面意为“野性的思维”）也常被误译为“野蛮人的思维”，加剧了这种负面印象。
• 误解的根源： 对该书的尖锐批评大多出现在1980年后，恰逢新自由主义思潮兴起。当时，一种强硬的经济学“人性”观席卷学界，认为人的本质就是“理性”的（即精于算计、贪婪、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在这种背景下，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被视为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

为何我们仍需阅读列维-斯特劳斯

如果我们不把《悲惨的热带》当作一部完美的民族志目录，而是将其视为对知识分子自负地定义“人性”的一种有力回击，那么它的价值就显而易见了。它传递了一个清晰而朴素的信念：事情本可以有另一种样子。

列维-斯特劳斯最终的结论非常谦逊，他承认人类是广阔的，任何人类学家都只能对它的本质进行片面的探索。

悖论是无法解决的：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交流越少，它们相互腐蚀的可能性就越小；但另一方面，这些文化的使者能够领会彼此多样性的丰富性和重要性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如今，“人性”这个概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被僵化地定义——不仅被知识分子，还被商业顾问、律师和人力资源部门所利用。列维-斯特劳斯的著作是一个重要的提醒：我们应该时常质疑自己对人性的预设，并去发现那些存在于我们想象之外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