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隔海岸，陷入裂缝与时差——他们在台湾书写香港

旅居台湾的香港作家梁莉姿、沐羽和苏朗欣，在创作中共同面对着一种核心困境：身处异地，如何书写香港。他们的作品深受2019年反送中运动的影响，试图通过文学处理与故土在精神和肉体上的距离感。然而，这种离散状态带来了“裂缝与时差”——记忆中的香港与现实渐行渐远，而对现居地台湾的融入又面临语言、文化习惯和身份认同的挑战。他们的书写不仅是个人的情感抒发，也深刻反映了香港离散潮下的复杂心境与社会变迁。

进退维艰：裂缝与时差

香港作家梁莉姿凭借小说《树的忧郁》获得台湾“金鼎奖”，她在领奖时坦言自己作为离散写作者的困境。

作为离散写作者，我面对进退维艰的写作困境，也就是说，离开原居地越久，写的当地就越久远，与现实出现裂缝和时差；但要写现居地，又不如当地人具有先天身分。

这个困境并非她一人独有。与她一同在台湾书写香港的作家沐羽和苏朗欣，也面临着相似的困惑。他们都深受2019年反送中运动的影响，带着创痛与记忆来到台湾，却发现自己与香港的精神和肉体连结，正变得越来越复杂。

• 梁莉姿： 凭《树的忧郁》获奖，作品即将有外文版，但需按外国市场习惯将短篇集整合为长篇。
• 沐羽： 凭《烟街》获台北国际书展大奖，其文字充满与离散论述交锋的魄力。
• 苏朗欣： 先后出版《水葬》与《观火》，作品聚焦运动及后运动时期香港青年的精神状态。

记忆与书写：一个不断整理内心的过程

对梁莉姿而言，将作品修改为长篇小说的过程，也是重新审视和整理内心的过程。最初，她害怕用一个连贯的结构去定义那场运动，因为她的书写充满了当下的愤怒。

我不原谅很多人。5年之后，渐渐觉得当初那些我不原谅的人，其实和我一样都在suffering…其实我也在不断地重新整理我的内心。

这种心态的转变，也让她自我反思：

我有时会自我批判：其实我的心恢复柔软，重新有了温柔，是不是因为我离开了香港？好像不必留在香港那个很坏的环境下受苦了，是不是因为我现在生活得尚算不错，所以原来我也可以有同理心，可以谈mercy？

尽管频繁回港，梁莉姿仍感觉自己像个旅客。她怀抱着一个完整无缺的记忆，但这记忆与不断变化的香港现实产生了巨大的割裂感，形成一种“同时觉得紧密又遥远的距离”。

精神与肉体的双重距离

对于写作而言，与香港的距离感可以分为精神和肉体两个层面。

沐羽认为，他精神上与香港的疏离感从小就有，反而是来到台湾后，肉体上的距离感变得格外清晰。这些日常的身体惯性不断提醒他，台湾与香港是两种不同的生活。

• 饮食： 想吃鱼蛋粉时，才记起台湾没有鱼蛋和鲮鱼球。
• 交通： 玩晚了才想起台湾没有通宵巴士，捷运的扶手也与香港地铁不同。
• 语言： 下意识说出广东话“外卖”，需改口成“外带”，有时甚至要用英文“take away”对方才懂。

只有在那一刻，我知道我不是台湾人，那么我是甚么人？‘香港’的概念便在脑海中浮现出来。

苏朗欣同样觉得对香港的“黏着是一种惯性”。她离开香港后便再未回去，记忆中的香港停留在了2020年那个“混乱又混沌”的状态。如今身在台湾，她常常感到一种连根拔起的感觉，创作时，脑海中那个混沌的香港与身处的台湾不断碰撞。

离散的“腔调”与身份枷锁

在台湾书写，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腔调”问题。沐羽曾分享一个哭笑不得的经历：一位香港作家朋友匿名投稿获奖，评审的评语却是：

这作者假装自己是香港人的手法相当高明，应记一功。

这凸显了离散书写的尴尬处境。为了融入，有些作者会有策略地使用台湾的语感，如用“靠北”代替“屌”，但这在生活感的层面上难免出现落差。

梁莉姿则不相信语言需要“在地化的洗礼”。她认为经验比语言更重要，在台湾生活四年的经验已经足以让她书写此地。然而，她也坦言自己有“身份枷锁”，常常被问及以后是做“华文作家”还是继续只写香港。

相比之下，沐羽的作品题材更为广泛，并未完全局限于运动。他正在进行一个名为《代代》的创作计划，试图探讨香港最新的离散潮。他如此形容离散的状态：

离散的骰子六面分别是：孤独、独特、飘浮、生根、无助、机会。那不是六选一的赌博题，而是在骰盅般的大脑里持续滚动的永续进行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