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内容对比了中国的“工程治国”模式与美国的“律师社会”模式。文章认为，中国通过专注于大规模工程建设和制造业，在稀土、电池和电子元件等关键领域取得了全球主导地位，使其具备了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相比之下，美国过度沉迷于法律、规则和诉讼，导致制造业衰退、基础设施老化，在实际建设能力上远远落后。最终的结论是，美国若想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保持主动，就必须重新拥抱其历史上的工程文化，将重心从制定规则转向切实的建设。
工程治国 vs. 律师社会
一个核心的观点是：中国是一个工程治国的国家，它将建设和技术优势视为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案；而美国是一个律师社会，更痴迷于通过制定规则来保护财富，而不是生产物质产品。
美国在地缘政治上犯了一个错误，即派律师去与中国的工程师进行贸易和技术摊牌。当美国政府忙于设计关税和制裁等法律手段时，中国则通过实际建造更好的汽车、城市和发电厂来创造未来。
“工程治国”的体现
中国的领导层长期由工程师主导。从邓小平时代开始，工程师就被提拔到政府高层。习近平本人学习化学工程，并在其执政期间将许多有航空航天和武器制造经验的高管安排在重要岗位。
这种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建设成果：
- 基础设施: 在短短18年内，中国的高速公路网络长度就超过了美国的州际公路系统。此外，还建造了大量桥梁、水坝和新城市。
- 制造业: 中国的制造业产出约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包括钢材、集装箱船等关键产品。在稀土磁铁、许多药品成分和电池材料等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 能源实力: 中国的发电量现在是美国的两倍，并在煤炭、核能、风能和太阳能等所有能源领域领先世界。到今年年底，中国销售的汽车中将有一半以上是电动的。
- 军事产能: 中国生产了全球约80%的消费级无人机，其造船能力大约是美国的200倍。这使得美国在面对潜在冲突时，其弹药和装备的生产能力显得严重不足。
“律师社会”的困境
相比之下，美国的治理模式充满了法律主义。超过一半的美国总统和现任参议员拥有法律学位。这种思维模式渗透到经济政策中，导致注重程序而非结果。
- 基建滞后: 拜登政府的《基础设施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等宏伟计划，因行政机构过于纠结于制定规则而进展缓慢，很少有项目真正落地。
- 诉讼文化: 从特朗普的商业生涯到美国社会活动，诉讼是解决问题的主要手段。这虽然保护了知识产权和个人权利，但也拖慢了实体建设的步伐。
- 人才流失: 美国最聪明的工程师被华尔街和硅谷吸引，他们可以在那里赚更多的钱，而不是投身于建设地铁、核电站或电网等基础设施。
结果是一种深刻的无力感：美国人生活在一个工业文明的废墟之上，现有的基础设施勉强维护，却很少扩展。
一个鲜明的案例：高铁建设
- 中国: 2008年开始修建京沪高铁，2011年开通，耗资330亿美元。在运营的头十年里，运送了超过13亿人次。
- 美国: 2008年加州居民投票同意修建连接旧金山和洛杉矶的高铁。17年后，只建成了中央谷地的一小段铁路，最新预算高达1350亿美元，预计首段通车时间在2030至2033年之间。
这个对比鲜明地展示了“工程治国”的效率和“律师社会”的迟缓。中国用3年时间建成的项目，加州用3年的时间来估算一个误差范围。
结论：美国需要重拾建设精神
文章并非建议美国照搬中国的模式。中国的“工程治国”模式带来了巨大的成功，但也付出了惊人的人权和环境代价，例如独生子女政策和对少数民族的压迫。
美国的优势在于其多元化和法治，这保障了个人自由和创新。然而，如果完全放弃实体建设的能力，美国将受制于那些愿意并且能够建设的国家。
美国不必模仿中国，而是应该回顾自身的历史。它曾经也是一个拥有强大工程能力的国家，修建了铁路、桥梁和宏伟的城市。为了未来，美国需要重新唤醒这种务实的建设文化，平衡其对法律程序的依赖，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建造房屋、公共交通和新能源系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