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大划下的危险红线

一份关于反犹主义的定义因其模糊性而引发争议，该定义将对以色列的批评与反犹主义混为一谈。尽管学术界普遍质疑，但它在政治领域被广泛采纳，尤其是被特朗普政府用作压制高校中批评以色列言论的工具，严重威胁了学术自由。哥伦比亚大学因此与政府达成协议，不仅支付巨额费用，还加强了相关措施，此举引发师生强烈反对。有学者指出，这种做法不仅无法有效解决问题，反而可能因将对以色列政策的批评等同于反犹主义，而加剧反犹情绪，最终危害犹太学生的安全和整个学术环境。

一份模糊且被滥用的定义

2005年，欧盟下属机构提出了一个关于反犹主义的“工作定义”，该定义因其模糊性而备受争议。它将反犹主义描述为“对犹太人的一种特定看法，可能表现为对犹太人的仇恨”。

• 定义的核心问题： 批评者认为，这个定义混淆了对犹太人的敌意和对以色列政策的批评。
• 争议示例： 定义中包含的例子将“声称以色列国的存在是种族主义行为”或“对以色列采取双重标准”等同于反犹主义。

该定义的起草者之一肯尼斯·斯特恩（Kenneth Stern）后来表示，这个定义最初是为了帮助数据收集者统计反犹主义事件，但现在却被用来压制政治言论，这“对当今的校园构成了最严重的威胁之一”。

尽管大多数研究反犹主义的顶尖学者都未认可该定义，但它在政治领域却出人意料地受欢迎。2016年，国际大屠杀纪念联盟（IHRA）采纳了该定义的修订版，至今已有超过40个国家政府采用。

政治工具与学术自由的冲突

对一些支持者来说，定义的模糊性恰恰是其优点。它出现之时，反对“新反犹主义”（即针对以色列的“妖魔化”）正成为一些犹太组织的工作重点。历史学家马克·马佐尔（Mark Mazower）指出，对于那些希望压制批评以色列声音的人来说，一个可以广泛应用的宽泛定义尤其有用。

• 特朗普政府的利用：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最大程度地利用了IHRA的定义。他在2019年签署行政命令，建议联邦机构在调查歧视投诉时参考该定义。
• 对大学的施压： 特朗普政府以此为据，威胁多所大学，要求它们保护犹太学生免受歧视，否则将面临“潜在的执法行动”。

哥伦比亚大学的“危险红线”

哥伦比亚大学与政府达成了一项和解协议，同意在未来三年支付巨额费用，并承诺加强“打击反犹主义的承诺”，以换取数亿美元联邦拨款的恢复。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哥大将IHRA的定义纳入了其反歧视政策。

这一决定在校内引起了巨大反弹。

• 教师的担忧与抵制： 许多教职员工认为这将扼杀学术自由。
  • 历史学教授拉希德·哈利迪（Rashid Khalidi）宣布，由于学校采纳了IHRA定义，他将不再教授中东历史课程。他指出，根据该定义，客观描述以色列的《民族国家法》或其对巴勒斯坦人的军事占领都可能被视为反犹。
  • 大屠杀幸存者的女儿、种族灭绝研究学者玛丽安·赫希（Marianne Hirsch）也表示，她不确定是否还能在课堂上使用汉娜·阿伦特等思想家的著作。
  • 监控的风险： 协议允许政府接触学校的所有相关文件和数据，并设立外部监督员。哥大第一修正案研究所警告，这将建立一个“严密的监视机制”，不可避免地会阻碍师生行使受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

“这项和解协议实际上要求哥伦比亚大学关闭那些无疑受到宪法保护的言论。”

— 哥大第一修正案研究所执行主任贾米尔·贾弗

适得其反的保护措施

将反犹主义问题主要归咎于左翼和大学校园的做法，与事实不符。研究表明，反犹偏见在政治右翼中“远比”左翼更为普遍。

这种将批评以色列与反犹主义捆绑的做法，可能非但不能保护犹太学生，反而会带来更坏的结果。

• 制造特殊化和怨恨： 当政府一方面打击其他少数族裔的“安全空间”，另一方面却强制要求大学加强对犹太学生的保护时，这很容易造成一种犹太人享有特权的印象，从而滋生反犹情绪。
• 将所有犹太人与以色列捆绑： 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曾警告说，将对以色列的批评一概斥为反犹主义，会强化一种观念：如果你不喜欢以色列政府的所作所为，那不是因为你的价值观，而是因为“你不喜欢犹太人”。这种逻辑最终会将“以色列的占领”变成“犹太人的占领”，让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被视为以色列不当行为的合作者，从而将他们置于更大的危险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