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社交媒体上兴起的“sigma男性”热潮推崇一种以工作为中心、牺牲社交与休闲的极端生活方式，这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正回归清教徒式的禁欲主义。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网络右翼文化中，也同样体现在自由派精英对功利主义的极端追求里，最终导致人际关系工具化和社会孤立。这种心态的历史根源可追溯至17世纪清教海外版抖音，他们将劳动神圣化并排斥闲暇。在缺乏新的共同理想来平衡个人主义与社会联系的当下，有必要重新重视社交与休闲的价值，以抵制对工作的单一崇拜。
“奋斗心态”：一种现代禁欲主义
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一种被称为 “sigma男性” 的典型形象：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职业男性，为了在残酷的世界中脱颖而出而拼命“奋斗”。他的生活由一套被称为 “奋斗心态”（grindset） 的刻板流程定义：
- 早早起床，冲冷水澡。
- 严格坚持健身和朴素的饮食。
- 将其余所有精力投入到一份单调但高薪的工作中，通常在金融或科技行业。
在这种“优化”之下，所有其他的追求和乐趣，包括社交、爱情和性生活，都被视为对工作的干扰而遭到排斥。这些年轻人甚至可能将电影《美国精神病人》中的主角帕特里克·贝特曼视为榜样。他们的世界里几乎 没有他人的存在，从早到晚都是独来独往。
回归清教徒根源
一个世纪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将加尔文主义的 “尘世禁欲主义” 与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联系起来，称之为“新教伦理”。尽管消费主义时代改变了资产阶级的面貌，但近年来，这种韦伯式的旧模式似乎正在回归。在后工业时代，资本主义仿佛正在向其清教徒的根源倒退。
这种心态常被视为右翼网络文化的产物，但其核心要素也同样存在于意识形态的另一端：
- 对竞争性工作社会的 完全沉浸和不加批判的赞美。
- 对人类存在中纯粹社交和 非功利性维度的敌意。
精英阶层的“奋斗”版本
同样的价值观也体现在自由派精英阶层的文化中。他们从出生起就被培养，以进入最好的学校、获得最好的实习为目标。在这种文化中，一切行为都服务于功利目的，而非其本身。
因此，友谊和人际关系 也被纳入了这种算计之中，如果不能为个人发展所用，就可能被抛弃。尽管他们不会像“sigma男性”那样宣扬冷酷的口号，但其行为逻辑同样遵循一种无情的思维方式：将他人视为实现个人成功的工具或障碍。
这种心态并非仅限于某个网络亚文化，而是渗透到了我们当今的企业和官僚机构中。任何身处其中的人都被迫接受其规则，无论他是否认同这种价值观。
“奋斗心态”是为我们已经身处的去社会化时代提供合法性的一种方式。
历史深处的根源
要理解这种心态，我们需要追溯到17世纪的清教徒。他们是世界上第一批真正的革命力量，不仅改变了政治，也重塑了人们对日常生活的看法。
- 工作的神圣化： 清教徒将世俗工作视为一场精神战斗，是实现个人救赎和道德自我塑造的途径。勤奋工作本身就证明了一个人的圣洁。
- 对闲暇的攻击： 他们对自发性和休闲感到焦虑，甚至会为“在不合时宜的时间”午睡而烦恼，因为这是“无计划的”。
- 家庭的重塑： 清教徒推动了从大家族向核心家庭的转变，认为后者是更易于管理的社会组织单位，便于推行宗教和经济准则。
今天的“奋斗心态”似乎将这一社会脱离过程又推进了几步，预示着从核心家庭向 孤立个体 的转变。
失去共同理想的奋斗
早期的资本主义伴随着大众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而今天的“奋斗心态”则反映了相反的趋势：它培养的是 满足于物质标准不断下降的个体。因此，人们拥抱禁欲主义，鄙视家庭和社群归属感，认为这些是无法再负担的“奢侈品”。
最初的清教徒虽然强调个人奋斗，但他们仍然拥有社会和公民理想，其核心是建立一个“山巅之城”般的“敬神联邦”。相比之下，今天的奋斗者们只剩下工作，既没有上帝来神圣化他们的劳动，也没有家庭来分享劳动的果实。
要对抗这种前景黯淡的生活，我们或许需要重新找回那些被压抑的人类维度。这意味着要重新珍视 社交和休闲 本身的价值，甚至捍卫人们有时无所事事、漫无目的的权利。毕竟，只有当思想可以自由漫游时，社会的替代性愿景才会显现；只有当人们可以随意交流时，他们才能发现共同的事业。
正如韦伯所警告的那样，如果我们找不到一个能够人性化我们劳动的共同理想，我们最终将沦为 “没有精神的专家，没有情感的享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