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之后——反国家主义联盟的昙花一现

2012年后，中国公民社会遭遇严厉打压而陷入沉寂。然而，在2017年底，左翼行动者与#MeToo运动兴起，并与自由主义者短暂地形成了一个“反国家主义联盟”，试图共同推动政治进步。该联盟因外部的国家主义打击和内部的协调困难而迅速瓦解。与此同时，以“小粉红”为代表的民粹主义崛起，其“道德化一元论”进一步压缩了公共空间。最终，文章论证了自由主义在中国政治进步中不可或缺的价值，即维护多元对话与基本底线，并呼吁少数派内部团结，以抵御国家主义和激进派别的双重威胁。

公民社会的衰落

2012年以来，中国“公民社会”的境况急转直下。此前，曾有学者认为中国存在一个“自由民主社会的雏形”，其特征包括：

• 世俗化目标： 抛弃共产主义理想，转向“现代化”、“国富民强”等目标。
• 个体能动性： 个体能够为自己选择目标并理性追求。
• 新的平等观： 将人视为平等的个体，承认“质的平等”与“量的不平等”共存。
• 统治关系转变： 从“全能领导”转向工具理性的“管理”。
• 合法性基础变化： 越来越依赖民众的同意。

然而，这一雏形迅速遭到瓦解。当局通过一系列措施对公民社会进行了系统性打击：

• 意识形态收紧： 高校推行“七不讲”，明确将“公民社会”列为禁区。
• 舆论控制： 大量网络大V账号被封禁，“公知”群体基本消失。
• 法律与行动打压： 2015年，“女权五姐妹”被捕，“709律师”遭大规模抓捕，相关法律也让NGO处境艰难。
• 民间组织受限： 地下基督教会等宗教团体活动空间被压缩，民间互助组织在疫情初期短暂活跃后即被证明是回光返照。

随着封城、核酸检测和健康码的全面铺开，“全能领导”和“运动式治理”重新回归，“数字列宁主义”也已兵临城下。

“自由保守主义”的设想与破产

此前公民社会运动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是自由保守主义。它主张通过渐进改良的道路通往自由民主，其核心观点包括：

• 反对激进变革： 引入伯克、以赛亚·伯林和哈耶克的理论，推崇英美传统，批判激进革命。
• 威权促进发展： 认为一段时期的威权统治有利于经济发展，为后续平稳的民主转型奠定基础。
• 培育公民社会： 希望市场经济带来的私人空间能稳步扩大，最终形成强大的公民社会，倒逼政治改革。

然而，这种理论预设了“政权有道德底线”和“政治改革是社会共识”。当这两个预设不成立时，整个方案便宣告失败。自由主义者必须突破自身局限，寻求与其他力量的联合。

“反国家主义联盟”的短暂诞生

2017年底至2018年初，两起事件促成了一个短暂联盟的形成：#MeToo运动的兴起和左翼青年的再现。

• #MeToo运动： 尽管其“网络公审”的方式不符合传统自由主义的程序正义，但在司法不独立的环境下，它为受害者提供了发声渠道，获得了“少数派”内部较高的公信力。
• 左翼青年登场： 以“八青年事件”为标志，一批被称为“非国家主义毛左”的青年进入公众视野。他们对国家政权持激烈批判态度，同时在语言上认可“自由”、“人权”等价值，表现出与自由派联合的可能。

这个“反国家主义联盟”并非纯粹的理论构想，而在现实中确有体现。在2018至2019年间，自由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存在着积极的互动与合作，例如：

• 在为“陶崇园事件”家属募捐时，声援团体包括了这三个派别的代表人物。
• 左翼青年岳昕在#MeToo运动中要求北大公开信息，成为标志性行动。
• 深圳佳士工会事件初期也得到了女权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道义支持。

这个联盟反对的不仅是“专制”，而是更广泛的“国家主义”——即由政府操纵的民族主义，以及由公权力裁定一切政治与道德价值的倾向。

然而，联盟内部的分歧很快暴露。一些自由派对#MeToo的正当性和佳士运动的策略提出质疑，但在当时被视为异类。形势发展过快，缺乏充分的内部讨论，加上外部的严厉打压，联盟的信任基础迅速产生裂痕。

“小粉红”崛起与民粹逻辑的扩散

2019年后，随着香港反送中运动的爆发，“反国家主义联盟”彻底瓦解。体制外国家主义力量——小粉红——全面崛起。

典型的小粉红与过去的“五毛”不同，他们兼具主体性和狂热性。他们的认同并非源于信息闭塞，而是基于一种“知情判断”，即在接触过内外信息后，发自内心地认为中国的治理模式更优越。

这种认同带有一种“虚无主义狂热”。当公民社会被摧毁，所有对崇高价值的追求都被引导向了对“国家”的唯一崇拜。

这种狂热催生了一种“道德化的一元主义”，即认为国家、政府、党和人民是一个神圣整体。任何持异见者都被视为背叛者，必须从集体中“提纯”。

• 制造敌人： 在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他们将所有同情者打成“港独分子”，并进行全方位的网络暴力和线下举报。
• 扩大打击： 网暴对象从异见者延伸至体制内的温和派，如胡锡进，因为后者不够狂热，也被视为“非人民”。

更危险的是，这种“提纯”的民粹逻辑已渗透到公共生活的各个领域，甚至影响了少数派内部。例如，泛女权主义社群内部也出现了不断开除“不纯洁”成员的现象，严重破坏了内部团结。

结语：自由主义的不可替代性

如今，由自由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和左翼群体组成的“反国家主义联盟”已不再可能。各方实力愈发悬殊，信任基础也因持续的摩擦而瓦解。

然而，这不意味着自由主义已经终结。自由主义拥有其他进步派别无法替代的独特价值：

• 明确的政体偏好： 只有自由主义明确地以自由民主政体为目标，这在中国政治转型的讨论中不可或缺。
• 内部的“润滑剂”作用： 自由主义对言论自由和异见的尊重，是解决内部分歧、防止其演变为批斗和网暴等残酷斗争的必要原则。

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未来的威胁不仅来自政权，也可能来自昔日的盟友。自由主义必须保存力量，警惕国家主义，也要警惕那些打着“进步”旗号的激进派别。

一个有深厚根基的公民社会，对所有立场的人都是保障。尽管当下环境恶劣，但少数派应首先在内部实践多元、说理和博弈的原则，而不是破罐破摔，将未来拱手让给任何形式的国家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