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分析探讨了唐纳德·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政治与文化所呈现的一种新现象。它指出，特朗普并非在推行传统的极权主义，而是将商业营销手段与威权统治相结合，创造出一种“商业专制”。通过强制推行官方乐观主义、操控统计数据和媒体叙事，他将政治竞争转化为一场商业推销，利用恐惧和对安全的渴望来巩固权力。这种现象并非外来意识形态的入侵，而是美国民主制度自身危机、社会分裂和极端竞争文化的产物。
苏联式的官方乐观主义
与苏联时代强制推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相似，特朗普政府也试图塑造一种官方的、不容置疑的乐观文化。这种文化的核心是只展示美国的“伟大”，而掩盖所有瑕疵。
- 压制批评声音： 将批评他的记者斥为“败类”或“邪恶之徒”。
- 操控官方数据： 要求政府机构乃至私营银行只报告积极的经济数据，甚至为此解雇了劳工统计局的负责人。
- 推广个人崇拜： 效仿威权领袖，将自己的巨幅肖像悬挂在政府大楼前。
苏联时期的官方乐观主义源于一套复杂的意识形态，旨在通过重塑过去和谎报现在来构建理想的未来。
然而，特朗普的强制乐观主义并非源于深厚的意识形态理论，而更像是一种商人的虚张声势。
将政治作为商品营销
特朗普的核心策略是将反动政治当作汽车一样来推销。他并非像列宁那样基于历史理论来动员群众，而是运用纯粹的商业竞争逻辑。
“特朗普正在像卖车一样推销反动政治。”
这种方法的本质是：
- 制造竞争劣势： 不断向公众灌输其竞争对手的无能和低劣，无论是其他政客还是由他们治理的“衰败、犯罪猖獗的城市”。
- 强调自身优势： 将自己和支持者描绘成能提供“安全和光鲜”解决方案的一方。
- 激发商业情感： 他的所有举措，包括向城市派遣军队，本质上都是一种商业宣传，旨在引导选民和资本做出“更明智”的投资选择——“你愿意把钱和选票投在哪里？”
一种混合式的压制
特朗普的威权手段，如派遣军队进入城市、扩大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的权力，都服务于其商业营销目标。这使其压制手段呈现出一种奇特的混合体：苏联式的压迫手法与美国商业独创精神的结合。
他似乎对所有非交易性、非量化的品质（如创造力、思想自由）怀有深深的敌意。这种敌意源于一种粗俗对雅致、禁锢对自由的嫉妒。因此，他大力推动人工智能（AI）发展，正是希望用一种可量化、可聚合的算法来取代人类的独立思考，就像用一个没有原创见解的AI来代替有独立意志的个体。这并非传统的极权主义，而是一种“商业专制”（businesstarianism）。
民主的崩溃与社会的分裂
这一现象的根源并非来自外部，而是美国民主制度自身的崩溃。
- 自由概念的混淆： “消极自由”（政府保障基本权利）与“积极自由”（政府帮助个人实现潜能）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当政府被认为只帮助特定群体“实现潜能”时，其他人便会感到被压迫。
- 极端竞争文化： 在一个极度竞争的社会里，许多人将“社会正义”视为另一种获取竞争优势的手段。
- 对安全的渴望： 当民主自由的某些方面演变成一种令人不安和恐惧的力量时，许多人开始渴望一个强人来恢复秩序。他们宁愿接受一个“有社会病的、报复心强的小丑”，只要他能让美国“再次变得简单和安全”。
这种渴望并非某个党派所独有。例如，纽约州州长、民主党人凯西·霍赫尔也曾派遣国民警卫队进入纽约地铁以维持秩序。这表明，对秩序和安全的强烈需求已经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情绪，而特朗普正是利用了这种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