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顶尖大学的领导层正因如何应对政治攻击而分裂。普林斯顿大学校长艾斯格鲁伯领导的抵抗派主张，高校正面临旨在破坏学术自由的政治攻击，因此必须坚决抵抗，而非屈服。另一方，由范德堡大学和华盛顿大学校长领导的改革派则认为，高校自身存在问题，需要通过“去觉醒化”等改革来重新赢得公众信任。双方在制度中立、反犹主义和政治立场等问题上分歧严重，导致高等教育界内部分裂，难以在应对政府政策和税收等关键问题上形成统一战线。
公开的裂痕
美国精英大学的校长们通常擅长维持表面和谐，但在一次四月的座谈会上，这种和谐被打破。
- 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克里斯托弗·艾斯格鲁伯公开指责范德堡大学和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校长，认为他们附和特朗普政府的批评，是在为政治攻击推波助澜。
- 他认为，所谓高校变得“不自由、脱离美国主流”的说法与事实不符，而是一场有政治动机的攻击。
- 被指责的两位校长反驳称，是少数常春藤盟校的问题拖累了所有顶尖研究型大学的声誉，并暗示是时候由他们这样的新面孔来代表美国高教界了。
这场发生在全美大学协会（AAU）会议上的争论，让在场的其他大学校长们感到非常尴尬和困惑。
争论的核心：“制度中立”
当天讨论的官方议题是公众对高等教育信任度的下降，但话题很快转向了“制度中立”——即大学为了维护其学术研究的公正声誉，不应就与高等教育无关的事务表明立场。
这一理念近期备受青睐，主要有两个原因：
- 大学校长们希望避免就中东战争等棘手问题发表立场。
- 他们意识到特朗普政府正在寻找证据，以证明精英大学已经变得“觉醒”、痴迷于多元化、反共和党且反犹。
特朗普政府对常春藤盟校的关注已让部分学校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哥伦比亚大学支付了超过2亿美元以摆脱政府的纠缠，而哈佛大学仍在与政府对簿公堂，面临每年损失10亿美元的风险。
两大阵营的对立
这场争论将大学领导者分成了两大阵营：抵抗派与改革派。
抵抗派：捍卫学术自由
- 代表人物：普林斯顿大学校长艾斯格鲁伯，卫斯理大学校长迈克尔·罗斯。
- 核心观点：特朗普政府对高校的批评只是摧毁学术自由的借口。他们主张大学应捍卫自身权利，而不是通过自我批评向批评者让步。
- 行动：艾斯格鲁伯发表文章为高等教育辩护，罗斯则推动近700名大学校长签署公开信，谴责“前所未有的政府过度干预和政治干预”。
罗斯对“制度中立”持鄙视态度，认为这是一种怯懦的表现。他直言不讳地说：
“卫斯理大学的政策是，我们的校长不应该说蠢话。除此之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改革派：主动“去觉醒化”
- 代表人物：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校长安德鲁·马丁，范德堡大学校长丹尼尔·迪尔迈尔。
- 核心观点：他们承认特朗普的部分批评有道理，认为高等教育的最佳出路是公开承诺进行一种自愿的、修正性的“去觉醒化”。
- 行动：他们起草了一份高等教育原则声明，强调大学不能有政治意识形态，并成立了一个名为“为了美国未来的大学”的联盟，以推动改革。
迪尔迈尔表示：“重点不在于战斗，而在于胜利。我们需要传达双重信息：既要重申美国研究的伟大，也要致力于改革。”
分裂的代价
这种内部分歧已经产生了实际后果。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在应对共和党提高大学捐赠基金投资收入税的努力上。
- 抵抗派主张，只要大学将更多捐赠基金收入用于助学金和教学，就应免除更高的税率。
- 改革派则认为，不承认自身问题的大学无法获得税收优惠，因此他们选择单独游说，推动为改善学生入学机会的大学提供新的税收抵免。
最终，国会还是通过了对最富裕大学征收8%税收的法案。虽然无法确定统一战线是否能带来更好的结果，但内斗无疑削弱了他们的集体力量。
对威胁本质的根本分歧
双方的分歧不仅是策略上的，更是对高等教育所面临威胁的本质判断不同。
- 抵抗派认为，特朗普是一个独特且终将过去的问题。他们相信，只要能挺过他的任期，一切就会恢复正常。因此，他们抵制进行深刻、持久的变革。
- 改革派则认为，抵抗派的想法是妄想。他们将特朗普的攻击视为一个更深层次问题的症状——即公众对高等教育的信任已全面崩溃，尤其是在共和党人中。
迪尔迈尔总结道：“根本事实是，在我有生之年，我们的处境从未如此糟糕。”
改革派认为，大学早就该开始自我整顿。他们相信，即使特朗普下台，来自政界的攻击也不会停止，因为攻击大学已经成为一些政客提升自身形象的手段。这场关于美国高等教育未来领导权和方向的拉锯战，远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