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的存在》一书深入探讨了苏联家庭相册的社会文化意义。书中揭示，摄影不仅是构建苏联公民身份的关键工具，也反映了日常的压迫和沉默。通过分析这些家庭照片，我们可以看到个人记忆如何超越自身，成为理解宏大历史和政治变迁的有力媒介。
摄影：一种公民责任
1926年，苏联启蒙人民委员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宣称，掌握相机是先进同志的标志。这一定调将业余摄影提升为一种积极的苏联公民实践。
- 官方指令： 1931年的一本摄影手册明确要求摄影师将镜头从家人朋友等“平庸”主题上移开。
- 核心要求： “不能有一张缺乏社会意义的照片！”
然而，任何照片，尤其是那些记录朋友、家庭和日常琐事的照片，本身就充满了社会意义。我们选择拍摄什么、将谁放入相册，这些行为本身就是社会分析的基础。
家庭相册里的陌生人
苏联的家庭相册有一个奇特的现象：里面常常出现陌生人。这并非偶然，而是构建和维系一个想象中的苏联共同体的方式。
群体肖像照是这一现象的典型例子。在许多照片中，所谓的“群体”成员实际上互不相识。
例如，在红场，街头摄影师会把尽可能多的游客塞进一个画面。他会记下每个人的地址，并将冲洗好的照片寄给他们。因此，同一张照片可能出现在苏联各地不同家庭的相册中，成为他们共同的记忆。这些家庭唯一的共同点，可能就是他们都曾是苏联人，并参与了在红场拍合影这一标志性仪式。
揭示日常压迫与沉默
《可见的存在》一书不仅仅是对摄影的研究，更是一部关于日常压迫的民族志。作者通过照片和访谈，深入探究了审查、沉默和遗忘。
- 沉默的伴侣： 在关于照片的交谈中，沉默是一个永恒的同伴。作者不仅关注沉默的存在，还区分了不同形式的沉默。
- 遗忘与沉默的区别： “沉默以自我意识和对缺失的认知为前提，而遗忘则是一种不知其名的沉默——一种被彻底常态化以至于不被察觉、也因此不被哀悼的缺失。”
- 照片中的痕迹： 研究人员通过挖掘家庭相册中审查留下的物质痕迹，并倾听生活叙事中的沉默，得以追溯代际间的传承与断裂。
摄影的本质：一种被定义的实践
摄影本身没有固定的身份。它的意义取决于定义它并使其发挥作用的机构和力量。
“摄影本身没有身份。它作为一种技术的地位随赋予其权力的关系而变化。它的历史没有统一性，它只是在不同机构空间领域中的闪烁。我们必须研究的是这个领域，而不是摄影本身。” — 约翰·塔格
《可见的存在》一书出色地捕捉了构成苏联摄影独特性的制度空间，展示了摄影如何在特定的政治和社会条件下被塑造和利用。
lingering 的影像力量
在苏联时代，任何一张偶然的照片都可能成为指控性的“证据”。而在后苏联时代，人们又相信照片有揭示历史真相的潜力。然而近年来，这种对家庭记忆的关怀和哀悼正日益被国家叙事所利用。
尽管如此，照片的力量始终超越了强加给它们的狭隘工具性期望。
影像不会静止不动，它们也不会服从关于我们被允许或鼓励如何记忆的社会指令。它们会徘徊不去。
每一张照片都包含着一种无法被完全预设的互动邀请。正是因为照片会“徘徊不去”，它们才持续地为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和理解历史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