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现代世界“发疯”的元年

本文探讨了20世纪初与当今社会在技术、焦虑和艺术方面的惊人相似性。文章指出，1910年前后的技术爆炸（如汽车和飞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速度，但也引发了普遍的神经衰弱和对人性异化的担忧。艺术家们通过现代主义，特别是抽象艺术和原始主义，来回应这种混乱。最终，文章通过对比马克斯·韦伯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理论，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技术进步究竟是人类潜能的极致表达，还是对其本质的根本威胁？

“汽车主义是一种病，一种精神疾病。这种病有一个好听的名字：速度……人再也无法静止，他颤抖着，神经像弹簧一样紧绷，一旦到达某地就迫不及待地想离开，因为那里不是别处，别处，永远在别处。”

—— 奥克塔夫·米尔博，法国小说家，1910年

一个充满速度与新奇的时代

20世纪初是一个变革剧烈的时代。在短短几十年里，西方世界被交通技术彻底重塑。

• 自行车热潮：在1890年代席卷美国。
• 飞机问世：莱特兄弟于1903年成功试飞。
• 汽车普及：福特的T型车于1908年开始量产，到1914年，仅在法国的汽车数量就从3000辆激增至10万辆。

这种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了人们对时空的体验。批评家们认为，如此快速的移动对人类而言是不自然的。

技术创造了一个新的“巨人”种族。与交通工具的速度相比，一个骑自行车的人等效身高超过40英尺（约12米），而一辆赛车的司机几乎能与巴黎圣母院比肩。

这种由技术驱动的加速感，让当时的艺术家和实业家都为之着迷，但也让整个社会开始感到不安。

进步的代价：集体神经衰弱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西方社会开始出现大规模的精神崩溃。一种被称为“神经衰弱”（Neurasthenia）的神经障碍从美国蔓延到欧洲，欧洲人有时称之为“美国式紧张”。

这种疾病的患者主要是处于“技术前沿”的白领工作者：

• 电话接线员
• 操作新型快速排字机的排字工人
• 铁路工人
• 工程师
• 操作高速机器的工厂工人

神经衰弱似乎与脑力劳动的“过劳”密切相关，体力劳动者中几乎没有病例。这种精神困扰的规模是惊人的。

在德国，1870年精神病院登记的病人为4万余人，到1910年，这一数字飙升至22万余人。同期，综合医院收治的神经系统疾病患者比例从44%上升到60%。

这表明，现代性、技术发展乃至资本主义本身，都伴随着巨大的精神代价。

艺术的回应：在混乱中寻找原始

面对一个被新奇事物占领、日益加速的时代，艺术家们感到有责任通过作品与这些变化对话。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种看似矛盾的方式：通过回溯远古和原始来回应现代。

• 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 (Igor Stravinsky)：他的名作《春之祭》灵感源自古老的俄罗斯异教仪式，其不和谐的音乐在1913年巴黎首演时引发了剧烈的骚乱，观众甚至大打出手。
• 瓦西里·康定斯基 (Wassily Kandinsky)：作为抽象艺术的先驱，他反对现代性的快节奏。他认为，廉价的柯达相机已经贬低了写实绘画的价值。他的抽象画作试图捕捉一种超越视觉的、原始的内在体验，这是任何机器都无法复制的。
• 巴勃罗·毕加索 (Pablo Picasso)：他开创的原始主义从西非面具和雕刻中汲取灵感。其名作《亚维农的少女》以一种粗暴、直白的方式，试图在文明的剧变中，表现“人类处境中不变的结构”。

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反思和抵抗，它试图在一个被新奇事物淹没的时代，挖掘出一些关于人性的、古老而真实的东西。

现代性与人性：两种思想的交锋

在1910年，两位思想巨擘——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和精神分析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也对现代社会与人性的关系提出了深刻的见解。

• 韦伯的观点：在他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新教徒（尤其是加尔文教徒）的自律、勤奋和节俭等品质相契合。从这个角度看，现代社会是人类天性的延伸和表达。

• 弗洛伊德的观点：弗洛伊德则认为，现代社会要求人们戴上礼貌的面具，压抑内心深处原始的、本能的自我（即“本我”）。他提出了升华（sublimation）的概念，即人们将不被社会接受的原始冲动转化为富有成效的工作。然而，这种压抑是有代价的。

“对自然冲动的压抑是资本主义成功的必要前提，但它虽然对群体和财富有利，最终却会反噬个体。”

这两种理论构成了一场持续至今的对话。我们的发明究竟是人性的终极表达，还是对人性的终极威胁？无论是对于1910年的汽车，还是对于今天的我们所面对的人工智能，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都是：两者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