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现代世界失去理智的一年
20世纪初，技术飞速发展（如汽车、飞机）极大地改变了西方社会，导致生活节奏过快，并引发了被称为“美国神经衰弱”的广泛焦虑。为回应现代性的冲击，斯特拉文斯基、康定斯基等艺术家通过抽象与原始主义创作，推动了现代主义艺术的诞生。与此同时，韦伯和弗洛伊德等思想家探讨了技术、资本主义与人性的关系。这些历史经验揭示了技术进步对人类精神的双重影响，与我们当下面临的挑战有着深刻的相似性。
“汽车主义是一种疾病，一种精神疾病。这种病有个好听的名字：速度……人再也无法静止，他颤抖着，神经像弹簧一样紧绷，一旦到达某地就迫不及待地想出发，因为那里不是别处，别处，永远是别处。”
—— 奥克塔夫·米尔博, 法国小说家, 1910年
一个感觉“太快了”的世界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几十年间，交通技术的革新重塑了西方世界。人们的生活被一系列新发明所颠覆：
- 自行车热潮 在1890年代席卷美国。
- 莱特兄弟于1903年成功试飞。
- 福特的T型车在1908年开始量产。
速度成为一种全新的身体体验。当时的文化评论家认为，人类如此高速地在空间中移动是不自然的。特别是骑自行车的女性，她们被视为一种高速自由的象征，常常与道德败坏和性越轨联系在一起。批评家们担心，对速度的迷恋会演变成肉体的欲望，汽车和自行车会引诱人们走向罪恶。
技术创造了一个新的“巨人”种族，彻底改变了人们对空间和时间的体验。
技术变革与“美国神经衰弱”
随着日常生活节奏的加快，西方社会开始出现普遍的精神崩溃。一种最初在美国被诊断出的神经障碍——神经衰弱 (neurasthenia)，也被欧洲人称为“美国神经衰弱”——逐渐蔓延开来。
这种疾病在特定人群中尤为普遍：
- 脑力劳动者： 医生乔治·米勒·比尔德指出，患者主要是“文明国家的室内阶层”，几乎“每个从事脑力劳动的家庭”都有。
- 技术前沿工作者： 电话接线员、操作新型高速排字机的排字工、铁路工人以及操作快速机器的工厂工人。
- 白领阶层： 一项1893年的医院调查显示，在近600个病例中，商人、公务员、教师和学生占了绝大多数，而体力劳动者则几乎没有。
这一时期，精神健康问题的规模惊人。在德国，精神病院的住院人数从1870年的约4万人，激增到1910年的超过22万人。这反映出现代性带来的巨大压力。
艺术的革命：现代主义的回应
艺术家们对这种加速的现实既着迷又警惕，他们认为有责任通过艺术与这些变化对话。现代主义 (Modernism) 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回应，试图在一个被新奇事物淹没的时代，挖掘出一些关于人性的古老而真实的东西。
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 (Igor Stravinsky): 他的管弦乐作品《春之祭》的灵感来自古老的俄罗斯舞蹈仪式。1913年在巴黎首演时，其不和谐的音调和原始的节奏引发了音乐史上最著名的观众骚乱之一。人们互相殴打，向舞台投掷物品，场面一片混乱。
瓦西里·康定斯基 (Wassily Kandinsky): 作为抽象艺术的先驱，他试图通过艺术对抗现代性的快节奏。他认为，廉价相机技术（柯达相机于1888年发明）的普及，贬低了精确再现自然世界的价值。他的抽象画作旨在捕捉一种任何相机都无法企及的、将声音转化为图像的“通感”体验。
巴勃罗·毕加索 (Pablo Picasso): 他开创了“原始主义”，从西非面具和雕刻中汲取灵感。他的作品，如1907年的《亚威农少女》，刻意隐藏了其高超的构图技巧，呈现出一种“粗暴而令人不安的直率”，旨在面对文明变迁时，表现出“人类处境不变的结构”。
新的人性理论：韦伯与弗洛伊德
在思想领域，两位巨擘也在1910年前后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人性理论。
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在其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认为，新教（尤其是加尔文主义）的传统培养了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相符的习惯，如纪律、储蓄和投资。他相信，新教文化不仅鼓励信徒投身劳动，还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创造了有利的文化土壤。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弗洛伊德则认为，人性正被现代社会和资本主义所侵蚀。他提出，在现代社会要求的礼貌面具之下，潜藏着一个更原始、更本能的自我。他将人的心灵描述为本我（动物性冲动）和超我（社会规则内化）之间的拉锯战。弗洛伊德的一个核心洞见是升华 (sublimation)——人们可以将最原始、最不被接受的冲动转化为富有成效、被社会接受的工作。从这个角度看，现代资本主义就是自我利益（甚至贪婪）的升华。
韦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从适应我们天性的宗教教义中演变而来；而弗洛伊德则认为，人性不适应这个扭曲和压抑我们基本冲动的现代世界。
我们最伟大的发明，究竟是我们人性的终极表达，还是对它的终极威胁？这个问题，无论是对于1910年的汽车，还是对于今天的我们，都同样值得深思。而令人不安的答案或许是：两者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