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报道探讨了旧金山在应对毒品危机方面的政策演变。最初，在艾滋病流行期间，以针具交换为代表的减害策略被证明非常成功，有效挽救了生命。然而，随着致命性更强的芬太尼泛滥，这种策略受到了质疑。新任市长推行了更强硬的“康复优先”政策，旨在不仅保住吸毒者的生命，更要促使他们接受治疗。通过吸毒者埃文在关键的48小时内寻求帮助却屡屡碰壁的经历，揭示了理想化的政策与现实执行之间的巨大鸿沟，以及在官僚体系和资源错配下，个人获得救助的极端困难。
从艾滋病危机到减害策略的诞生
在1980年代初，艾滋病病毒开始在静脉注射吸毒者中蔓延。当时官方的口号是“珍爱生命，远离毒品”（Just Say No），但这套说辞简单粗暴，收效甚微。
一些人意识到了问题的紧迫性，开始寻求更务实的办法。
“我们知道病毒不会等到法律改变了才停止传播，所以如果要做些有效的事情，就必须立即行动。”
- 地下行动： 一群活动家发起了名为“预防点”（Prevention Point）的地下针具交换项目。
- 双重目的： 他们一部分人负责分发清洁针具，另一部分人则准备好被逮捕，希望通过这种“公民不服从”的方式，迫使市政府建立官方的针具交换计划。
- 意想不到的结果： 警察虽然知晓他们的行为，但并未逮捕他们。这个项目逐渐赢得了信任，需求量激增。到1992年，仅一个月的交换量就从环境中清除了约3600支可能被艾滋病毒污染的注射器。
这一最初被视为激进的减害（harm reduction）策略，最终被证明在拯救生命和改善城市公共卫生方面，远比空洞的口号更有效。它从边缘走向中心，甚至成为联邦政府应对阿片类药物危机的核心政策之一。
芬太尼的挑战与公共舆论的转变
减害策略的成功是建立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然而，当毒品本身发生变化时，原有的平衡被打破了。
斯坦福大学的成瘾问题研究员基思·汉弗莱斯指出了核心问题：
过去，海洛因虽然危险，但年死亡率可能只有百分之一或二百分之一。如今，艾滋病是一种更易于管理的疾病，而芬太尼的年死亡率可能高达二十分之一。现在的算法必须有所不同。
芬太尼的致命性彻底改变了游戏规则。过去行之有效的策略，如今在许多市民眼中，开始变味了。他们认为，无条件提供安全用品，似乎是在默许一种公开的堕落和痛苦，是对城市衰败的容忍。减害策略的论点也从公共卫生转向了更具争议的“吸毒者权利”和“个人自由”，这引起了更多市民的反感。
新市长的“康复优先”政策
新任市长丹尼尔·卢里认为，旧金山在处理毒品问题上“迷失了方向”。他强调，同情心不应是放任自流。
“让某人在我们的街头挣扎、吸毒和死亡，这其中没有任何同情心可言。所以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方法。”
为此，市政府推出了新的“康复优先”（recovery first）方针，核心在于：
- 不再无条件提供物资： 停止在没有咨询服务的情况下分发芬太尼安全吸食用品。
- 加强执法： 增加警察和治安官的数量。
- 明确目标： 城市的首要任务不再仅仅是维持生存，而是要推动人们离开街头，进入康复治疗。
卢里市长强调，这并非要全盘否定减害措施，而是要将二者结合起来。“你必须让人们活着，才能让他们接受治疗。我们必须两者兼顾。”
48小时“夺命时钟”：埃文的求助困境
理论上，当像埃文这样的吸毒者说出“我受够了”并准备接受治疗时，一套庞大的救助机制应该迅速启动。市政府尤其强调最初48小时的重要性。然而，埃文的经历揭示了这套机制在现实中的失灵。
第一天：计划落空 埃文原本约好与帮助他的人见面，但他失约了。原因是一场大规模的警方突击搜查行动打乱了一切。新政策的“严厉”一面，无意中阻碍了其“关怀”一面的实施。
第二天：障碍重重 当他们终于找到埃文时，48小时的窗口已经过去大半。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充满了障碍：
- 美沙酮诊所： 第一家诊所因人手不足拒绝了他；第二家则因为他没有身份证件（一个无家可归者几乎不可能拥有的东西）而差点将他拒之门外。
- 医疗诊所： 埃文的腿部有严重的伤口，这是康复中心接收他的前提条件。但为无家可归者服务的紧急护理诊所却以“伤口太复杂”为由拒绝为他治疗。
这形成了一个荒谬的死循环，正如埃文所感受到的：“我们不会治疗你，因为你病了。”
制度失灵与无解的难题
芬太尼不仅致命，它还扭曲了时间。使用者必须严格按时吸食以避免痛苦的戒断反应，但他们自身对时间的感知却变得模糊。这意味着，救助系统的反应速度必须跟上毒品的速度。
最终，帮助埃文的志愿者只能在市政厅前的广场上，亲自为他处理和包扎伤口——这一幕本身就是对整个救助系统最辛辣的讽刺。
由于错过了诊所的工作时间，埃文必须独自熬过整个周末才能进入康复中心。他被建议先去医院处理腿伤，他也答应了。
然而，那个承诺会打来的电话，最终没有响起。在需要紧急医疗救助的时刻，埃文消失了。那个至关重要的48小时窗口已经错过，一个本应被挽救的人，再次被庞大而失灵的系统所吞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