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共和国并非命中注定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成立并非历史的必然，而是一系列偶然事件、个人失误和政策疏忽交织的结果。1979年的革命源于沙阿（国王）的自负和美国对其盟友内部危机的忽视，这共同导致了社会矛盾激化。最终，霍梅尼领导的神权势力抓住了机会，建立了一个压迫性的政权。斯科特·安德森的研究表明，我们不应在宏大的历史理论中寻找答案，而应关注关键时刻的具体决策和行动，正是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伊朗的命运。如今，随着革命的遗产逐渐破产，伊朗可能正走向一个新的转折点。

一个令人费解的谜题

伊朗伊斯ल兰共和国对其人民、邻国乃至世界都是一个持续的困扰。这个政权以其严苛的社会限制（尤其是对女性）和罕见的跨国伊斯兰革命意识形态而闻名。

一个核心问题始终存在：为什么是伊朗？伊朗人平均而言并不比其他穆斯林世界的人更虔诚，反而带有一种近乎自恋的爱国主义。这样一个国家，是如何成为全球救世主式伊斯兰主义的基石的？

1979年的革命运动最初由多个派别共同参与，包括伊斯兰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自由派。他们各自怀有不同的期望，很少有人预见到最终会诞生一个压制所有异见者的神权政体。

对单一原因的执着探寻

多年来，对伊朗革命原因的探讨就像一场侦探小说，人们执着于寻找一个 overarching 的宏大解释。常见的归咎对象包括：

• 世俗派别的失误： 指责左翼和民族主义者在1979年与虔诚的穆斯林结盟是致命错误。
• 沙阿的改革： 认为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在1970年代改革过快，引发社会动荡。
• 美国的干预： 追溯到1953年美国帮助推翻伊朗民选政府的事件。
• 更深远的历史： 有些人甚至将原因归结为伊朗自古以来的专制文化或其接受伊斯兰教的方式。

这种执念往往更多地反映了研究者自身的立场，而非问题本身。

一个更简单的答案：偶然性

斯科特·安德森在他的著作中避开了这些宏大的哲学探究，转而聚焦于几个核心问题：

• 为什么沙阿没能阻止革命？
• 为什么美国对其关键盟友面临的危险如此无知？
• 霍梅尼，一个当时不为外界所知的年迈教士，是如何建立起一个以自己为最高领袖的神权独裁统治的？

安德森得出的结论清晰而直接：革命是一场偶然事件，而非历史的必然。理解它的关键，不在于探究伊朗的民族灵魂或伊斯兰教的本质，而在于研究1979年2月11日前几个月里，关键人物的具体行为。

沙阿的狂妄与美国的疏忽

安德森的描述呈现了一个因自身狂妄而陨落的伊卡洛斯式人物。在尼克松政府的支持和经济增长的鼓舞下，沙阿忽视了国内日益加剧的不平等，这为革命的火焰提供了燃料。

• 经济失衡： 石油价格操纵和美国的军事支持加剧了“大规模通货膨胀和社会混乱”。
• 贫富差距扩大： 德黑兰周边布满了贫民窟，挤满了失业的年轻男性，为革命运动准备了温床。

与此同时，美国的疏忽是另一个决定性因素。由于担心触怒多疑的沙阿，美国停止了对伊朗国内反对派的系统性追踪。中情局主要关注苏联，对伊朗内部异议的情报大多依赖于沙阿自己的秘密警察。

混乱的应对与错失的良机

1978年，当大规模反沙阿抗议爆发时，美国政府的反应混乱且无效。

• 信息不畅： 政府各部门各自为政，甚至不共享关键信息。
• 领导层分心： 卡特政府正忙于巴拿马运河危机、与苏联的核裁军谈判以及中东和平进程。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沙阿不会轻易倒台。
• 对霍梅尼的无知： 美国官员未能对其进行充分研究，几乎无人了解霍梅尼思想中的极端主义核心。令人震惊的是，1979年2月1日，霍梅尼在德黑兰发表回归演讲这一20世纪历史上的重要事件，美国大使馆竟没有一名会波斯语的工作人员在场。

革命阵营之所以获胜，是因为他们成功地智胜了沙阿及其强大的美国支持者。

这种混乱一直持续到革命当天。1979年2月11日，白宫战情室关于伊朗的最高级别会议，总统卡特和国务卿万斯均未出席。会议在华盛顿时间早上8:30召开，此时伊朗已是下午5点，“美国人已来不及以任何方式影响那里的结果”。

革命遗产的终结

安德森并未将责任完全归咎于美国。他的结论是，没有人是唯一的罪魁祸首。有时，历史的走向仅仅因为某些人运气好。

“如果说有一个事件能证明一系列离奇的偶然巧合可以创造历史，那就是它了。”

霍梅尼的继任者哈梅内伊统治至今，他亲眼见证了这场革命的彻底失败。最初承诺的“精神天堂”并未实现，伊斯兰共和国如今是一个民心尽失的独裁政权，经济凋敝，国际孤立。

随着哈梅内伊时代接近尾声，伊朗精英们可能会彻底抛弃霍梅尼主义。这场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革命正在翻过最后一页。或许，伊朗的运气会再次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