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政治格局中，中左派陷入两难：一方面要应对左翼身份政治激进派的侵蚀，另一方面要抵制特朗普对民主制度的攻击。这场讨论的核心是两种对立的观点：体制派主张通过内部改革来修正现有机构（如大学、媒体）；而破坏派则认为这些机构已病入膏肓，不如任其衰败，通过缩小规模、加强市场问责等方式来重建理性。最终，文章作者表明了其“破坏派”立场，认为如果现有机构成为改革的阻碍，那么让它们自然消亡是更好的选择。
体制派的困境
雅沙·蒙克 (Yascha Mounk) 和杰西·辛格尔 (Jesse Singal) 等人自认为是体制派。他们既担忧左翼身份政治的极端化，也警惕特朗普政府对美国民主制度的攻击。
“我认为你我从根本上都是体制派。我们不想把一切都烧掉——因为无论现有制度多么有缺陷，从灰烬中崛起的只会是更糟糕的东西。”
体制派尊重高等教育、新闻业和民主党等传统自由派机构的理想。他们看到了激进分子如何扭曲了这些机构，但仍然寄希望于通过改革来解决问题。然而，他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因为激进派似乎牢牢控制着这些领域。
激进意识形态的根源
社会正义意识形态之所以难以撼动，有其特定的原因。它具有僵化和不妥协的特点，并且善于利用人性来传播。
- 非营利部门的温床： 激进思想在非营利部门蓬勃发展，这些组织既不对客户负责，也不必面对现实世界的检验。
- 清晰的道德划分： 这种意识形态善于制造“正义”与“邪恶”的对立。它将接受其信条的人定义为有德行的好人，而将持不同意见者描绘成道德败坏的恶人。
- 核心思想的固化： 激进派的思想始终围绕着一些基本假设，例如：
- 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阶级划分
- 定居者-殖民主义理论
- 对资本主义的憎恨
这种思想框架使得温和的中左派常常被划归到“反动派”或“法西斯主义者”的阵营，导致对话变得异常困难。
两种不同的前景
尽管面临挑战，体制派内部仍有不同看法。辛格尔表现出一定的乐观，他认为主流民主党人已不再轻易屈服于“种族主义”之类的指控，这些激进的标签正在失去效力。
然而，文章作者对此表示怀疑，认为这些指控在《华盛顿邮报》的新闻编辑室或哈佛大学的校园里依然有效。当医疗权威机构也变得像激进组织一样时，整个社会将陷入更深的分裂和不信任。
“当我们的社会如此两极分化，以至于你再也无法信任医疗权威时，我们该怎么办？这似乎就是我们现在所困的美国。”
“破坏派”的主张：不如推倒重来
与体制派的改良主义不同，文章作者更倾向于破坏派的观点。他认为，仅仅希望激进分子“改过自新”是徒劳的。如果问题无法通过内部改革解决，那么就需要更彻底的方案。
作者提出的具体建议包括：
- 缩小高等教育规模： 让大学教育回归真正的学术精英，而不是一种普遍的权利。减少政府资助，让市场来检验其价值。
- 削弱非营利部门： 缩小非营利部门的规模和影响力，让大多数人的组织经验来自追求利润的商业领域，从而建立起对普通消费者的责任感。
- 奖励理性思维： 在公共讨论中，建立奖励“侦察兵心态”（追求真理）而非“士兵心态”（捍卫阵营）的机制。
最终的结论是，如果大学、媒体和民主党等现有机构阻碍了这种改革，那么与其浪费精力去修补它们，不如让它们自然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