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研究与中国大陆的现实政治——评陈宜中的《马克思：从共和主义到共产主义》

2025年8月2日

该文通过评述陈宜中的著作，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现实意义。文章首先区分了马克思思想中基于道德理想的 “价值主义” 与基于历史必然性的 “规律主义”，并指出后者存在理论缺陷与历史预言的失误。其次，文章深入分析了马克思理论中的国家主义倾向，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可能演变为新型压迫的风险，这一问题由巴枯宁提出但马克思未能充分回应。最后，文章在区分马克思本人与20世纪马列主义政权实践的同时，强调其理论与实践难以完全割裂，并呼吁新生代马克思主义者应超越规律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束缚，吸取历史教训。

价值主义与规律主义

马克思思想的绝大部分元素并非其原创。他的独特之处在于，将同时代人视为道德理想的思想元素，整合为一套声称是历史规律的理论。

至于更具体的学说，某种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就在霍尔巴赫近一个世纪以前发表的一本专著中有过完整阐述……‘人类发展史就是社会阶级斗争史’的观点则源自兰盖与圣西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念则是巴贝夫在18世纪最后十年间提出的模糊概念……劳动价值理论来自洛克、亚当·斯密、李嘉图……剥削与剩余价值理论来自傅立叶……无产阶级异化理论是由麦克斯·施蒂纳至少先于马克思一年提出来的。

为了方便区分，我们可以将马克思同时代人那种基于道德理想的立场称为 “价值主义”，而将马克思的立场称为 “规律主义”。马克思本人就曾批评蒲鲁东的研究方法是道德层面的，而非历史学的。相比之下，马克思指责现有秩序，并非因为它不公，而是因为社会发展规律使其必然走向崩溃。

马克思并非一开始就是“规律主义者”。他在“前规律时期”更像一个价值主义者，先把“人类解放”设定为历史目的，再赋予无产阶级革命的使命，之后才去寻找其“物质必然性”的论据。这个转变发生在他研究政治经济学之后，其过渡时期的作品《经济学哲学手稿》虽仍有人本主义色彩，但已开始尝试将思想整合成规律。

资本的竞争 必将导致垄断和集中化，并造成生产过剩。
阶级的两极分化 势不可当。
无产阶级 将起而革命，夺回资本，并进行理性的控制。

在恩格斯的帮助下，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一步完善了他的“规律”建构：

纵向突破： 提出“生产力发展论”，将社会转型归因于生产力受到现存关系的阻碍。
横向突破： 提出“阶级斗争论”，宣称“迄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然而，这套“规律主义”学说存在根本问题。它以19世纪西欧的资本主义为原型，却轻易地将其上升为普适的历史规律。这种做法混淆了主观价值判断与客观科学分析。

他之所以反对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后者混淆了主观的前提和客观的前提，在科学里混进了价值判断和偏见。

事实上，马克思的许多历史预言都已失败：

19世纪后半段，阶级贫富两极化并未出现，无产阶级生活水平反而有所提高。
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发生在最发达的西欧，而是发生在了俄国和中国。
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并未如预期般爆发严重经济危机。

因此，当代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已放弃“规律主义”，重新回归其“价值主义”的道德理想。对于中国的民间马克思主义者而言，破除“规律主义”的迷信至关重要。规律主义不仅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辩护，还以“历史规律”为名，将所有反对者打成需要被清除的“反动派”，其冷酷性远超价值主义。

马克思的国家主义

关于马克思与国家主义的关系，简体中文世界存在三种主要看法：

认为马克思与国家主义关系不大。
认为马克思是国家主义者，因为基于其理论的政权都是国家主义的。
认为马克思不是国家主义者，因为他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没有国家。

这个问题在现实中意义重大，例如2017年的“八青年事件”就引发了关于新生代毛左是否为“非国家主义者”的讨论。

马克思同时代的对手巴枯宁，对马克思理论中的国家主义问题看得最为透彻。他将马克思和拉萨尔都归为“国家主义者”，并对“无产阶级专政”提出了尖锐的质疑。

列宁后来将“无产阶级专政”实践为一党专政，这与马恩的原意存在张力。马恩设想的专政是整个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而非少数革命家的专政。然而，巴枯宁的批评直击要害，他预见到了这种专政可能演变为新的压迫机器。

巴枯宁的核心质疑包括：

新的压迫： 只要有国家，就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无产阶级专政”也不例外，会产生新的“奴隶”。
虚假的民主： 即便有普选权，也只是掩盖“少数统治者的专制”。
专政的永固： “任何专政，除了使自己永世长存以外，不可能有别的目的。”

总的来说，马克思并未直面“革命专政难道不会带来新的国家宰制、新的政治压迫？”之问。他从“粉碎布尔乔亚阶级的反抗”的必要性，去正当化无产阶级专政。至于革命专政的权力运作，及其夹带的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之患，则避而不谈。

要判断一个理论家是否为国家主义者，可以从三个维度分析：

对现实国家主义政权的态度。
自身认同的政体是否为国家主义政体。
其理论建立的政权，演变为国家主义政权的可能性。

从前两个维度看，马克思并非国家主义者。但他理论的模糊之处，使其在第三个维度上难辞其咎。他的理论与后来的国家主义实践存在合理的联系，他本人也未能回应巴枯宁关于专政权力滥用的致命追问。 这使得他的理论始终潜藏着通往国家主义的危险。

马克思与马列主义

作者一方面试图将马克思的思想与20世纪的马列主义实践剥离，另一方面又承认马克思需要为这些实践的后果负一定责任。

将马克思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区分开来是相对容易的。

革命地点： 马克思从未设想革命会首先发生在落后的俄国。
专政形式： 列宁的“一党专政”师承布朗基派，而非马克思设想的“阶级专政”。
对民主的态度： 列宁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敌意远超马恩。
理论扭曲： 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对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阶段的论述进行了严重扭曲，为持续专政提供了理论基础。

然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并非按图索骥。列宁等人的实践虽然不是对马克思理论的简单复制，但也并非完全违背其精神。

文本冲突： 马克思的文本存在模糊或矛盾之处，实践者可选择性地采纳。
缺乏论述： 在某些问题上（如专制国家的革命组织），马克思没有明确说法，给后人留下了“创造性发挥”的空间。
根本理念： 实践者的某些做法虽无直接文本依据，但与其根本理念并无明显矛盾。

例如，列宁的革命组织方式和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抛弃，虽然与马克思的某些论述有别，但在“保卫无产阶级政权”这一更高目标的框架下，可以被辩护为一种符合马克思精神的灵活运用。

最关键的问题在于，马克思对“人权”持批判态度，认为它是“利己的人的权利”。这种对人权的根本性质疑，使得后来的马列主义者在打着“保卫革命”的旗号侵犯生命权和自由时，几乎找不到来自马克思本人的理论制约。

结语

从马克思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后者的实践更多是基于列宁主义的组织模式和对马克思理论的“创造性发挥”。然而，要在学理上将马克思与马列主义完全撇清关系，既不容易，也无必要。

列宁主义者认为，面对新的历史形势，必须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而非僵化地恪守其具体论断。这种“灵活性”为后来的许多实践提供了辩护，但也使其理论的边界变得模糊。

对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重要的不是在学理上争论列宁是否“歪曲”了马克思。更紧迫的任务是吸取20世纪的惨痛历史教训。

促成大陆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走出规律主义和国家主义，吸取20世纪的惨痛教训，与马列主义政权划清界限，从中国共产党的手中抢过对马克思的诠释权，这个恐怕才是更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