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亲巴勒斯坦的集会活动正面临来自当局的巨大压力。一场计划在悉尼海港大桥举行的大规模游行，因警方以公共安全风险为由拒绝批准而诉诸法庭，组织者则坚持无论结果如何都将继续。与此同时，在纽卡斯尔，一场为加沙筹款的慈善演出因警方声称收到“可信威胁”而被取消，引发组织者对警方“霸凌策略”的指控。这两起事件共同揭示了当前围绕巴勒斯坦议题的社会活动、言论自由与公共安全管理之间的紧张关系，凸显了活动人士与执法部门之间日益加深的不信任。
要点
- 1悉尼游行僵局: 亲巴勒斯坦组织计划在悉尼海港大桥举行五万人游行，但遭警方以安全风险为由拒绝。法院将裁决其合法性，但组织者誓言无论如何都会进行。
- 2警方安全担忧: 警方警告称，在海港大桥这样的关键交通动脉上举行大规模游行，存在人群踩踏的巨大风险，且没有足够时间制定交通管理计划。
- 3纽卡斯尔活动取消: 一场亲巴勒斯坦筹款演出在警方告知场地方面临“可信威胁”后被取消，但警方未向组织者透露威胁的具体内容。
- 4组织者指责: 活动组织者指责警方的行为是“霸凌策略”，旨在压制支持巴勒斯坦的声音，并质疑警方为何不选择保护活动，而是直接建议取消。
这些事件不仅是孤立的冲突，也反映出更广泛的社会分歧和政治张力。
视角
抗议组织者 (巴勒斯坦行动组织)
我们的行动源于深刻的道德紧迫感，情况刻不容缓。我们并非寻求与警方对抗，而是希望合作。如果警方用“威胁”为借口来打压活动，这是一种霸凌。我们有权表达自己的立场。
新南威尔士州警方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公共安全。在悉尼海港大桥这样关键的基础设施上进行大规模游行是“前所未有的”风险，时间紧迫，无法充分准备。任何未经授权的集会都将面临法律制裁。
部分新南威尔士州议员
政府和警方对和平抗议的“妖魔化”是危险的，这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错误。工党建立在抗议和集体行动之上，我们应当支持安全的集会，而不是压制它。
历史背景
当前对悉尼游行的处理方式，引发了一些政界人士对历史的反思。工党议员史蒂芬·劳伦斯（Stephen Lawrence）警告说，新州正在“缓慢而稳定地妖魔化抗议活动”，这可能会重蹈历史的覆辙。
劳伦斯将当前局势与1978年悉尼首次同性恋狂欢节（Mardi Gras）游行相提并论，当时那场和平的游行遭到了警方的暴力对待。他批评政府通过法律，允许警察被用来“终结政府不喜欢的抗议活动”。
这种对比强调了人们的担忧：当权者可能会利用安全为借口，压制那些与其观点相悖的公民运动，从而损害了来之不易的抗议权利。
警方的角色与争议
在悉尼和纽卡斯尔的两起事件中，警方的角色都成为了争议的焦点。一方面，警方强调其维护公共秩序和安全的职责，认为在海港大桥游行和举办可能受威胁的活动具有不可控的风险。另一方面，活动组织者认为警方的干预超出了必要的范围，并质疑其动机。
纽卡斯尔的组织者直接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如果威胁真的存在，警方的职责难道不应该是保护活动，而不是建议取消活动吗？这种做法让他们感觉警方是在主动“关闭”他们，而不是保护他们。
这种不信任感使得双方的沟通陷入僵局。组织者认为警方在选择性执法，打压特定议题的活动，而警方则认为组织者不顾公共安全，一意孤行。
时间线
关键事件节点
2023年10月7日
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袭击。这一事件成为一个基督教团体计划举行反抗议活动的背景，旨在呼吁关注仍被扣押的人质。
2025年7月26日
据纽卡斯尔的组织者称，他们原计划的一场电影放映活动因警方介入而被取消，警方当时质疑其放映的合法性。
活动前周五
悉尼最高法院就海港大桥游行的合法性举行听证会。同日，纽卡斯尔的筹款演出被正式取消。
活动前周六
法院预计将对悉尼海港大桥的游行申请作出裁决。
活动前周日
亲巴勒斯坦组织计划在悉尼海港大桥举行游行，同时一个反抗议团体也计划在附近举行集会。
Q&A
Q: 为什么悉尼海港大桥的游行充满争议？
A: 警方以公共安全为由拒绝了申请，担心人群踩踏和交通混乱，且准备时间不足。但组织者认为这是道德紧迫的行动，并誓言无论法院裁决如何都会进行。
Q: 纽卡斯尔的筹款活动为何被取消？
A: 警方告知场地所有方存在“可信威胁”，建议取消活动。但组织者称未被告知威胁细节，并指责这是警方的“霸凌策略”，旨在压制亲巴勒斯坦活动。
你知道吗？
预计将有约 50,000 人参加此次计划中的悉尼大桥游行，这一规模与 2023 年成功举办的悉尼世界骄傲节（World Pride）跨桥游行人数相当。支持者认为，既然同等规模的活动能够安全举办，这次游行也应该得到批准和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