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探讨了多个独立议题，核心观点包括：文化作品能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推动社会价值观的演变；历史事件的微小改变可能对国家叙事产生深远影响，即便短期政策变化不大；个人在专业领域的成败，往往受到被低估的市场力量的显著影响；国家的早期稳定与领导人展现的公民美德和一些偶然因素息息相关；以及即便在有共识的领域，政治极化和领导人个人因素也可能对关键政策（如人工智能）构成严重威胁。
虚构作品的政治力量
文化作品，尤其是在面临社会反弹的时期，是推动或巩固变革的强大力量。它们通过故事而非说教，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众的价值观。
隐性的规范塑造： 流行文化持续强化正面的社会信息。例如，如今的影视作品普遍谴责性骚扰和家庭暴力，这在过去并非如此。这种变化往往是自然发生的，而非刻意为之。电影既反映时代规范，也为下一代设定新的规范。
故事胜于说教： 直接宣称“外国人也应被尊重”的政治口号效果不佳。但讲述一个关于外国人的、充满人情味的故事，其效果要强大得多。故事越是不那么刻意说教，其传递的信息就越有效。
讲述那些将外国人描绘成有血有肉、有生活、有问题和有利益的个体的故事，其前景和以往一样光明。因为归根结底，这是事实。
- 正面与负面案例：
- 负面影响： 好莱坞长期以来将房地产开发商描绘成一类特别可疑的商人。这种叙事虽然不是明确的政策论证，但其效果显著，塑造了公众对该行业的负面观感。
- 正面影响： 漫威系列电影将一个信奉“人口爆炸”理论的角色设定为大反派。这间接推动了支持增加住房供给（YIMBY）和“富足”思维的政治潮流。
1968年大选的历史假设
如果休伯特·汉弗莱在1968年赢得美国大选，虽然短期政策轨迹可能与现实历史相似，但国家的长期 叙事和氛围 将会截然不同。
相似的短期政策： 汉弗莱政府很可能会签署与历史上的尼克松政府相似的法案，例如《清洁空气法》和《清洁水法》。这在当时会被解读为“伟大社会”政治联盟的活力延续，而非其终结。
迥异的长期轨迹： 这个假设改变了整个国家的政治叙事。
- 它避免了“冷战自由主义在越南彻底失败”的观念。
- 它不会让人们觉得民权运动导致了中左翼政治的失败。
- 经济政策的走向会不同，里根的“供给侧”经济学思想可能不会在美国根深蒂固。
- 民主党人可能会继续坚持马丁·路德·金的观点，即种族正义与平等的经济政策是密不可分的，从而避免转向身份政治。
在这个平行宇宙中，共和党的古怪供给侧思想从未站稳脚跟。我们也不会看到那种在1980年代主导进步知识分子生活的对种族问题的极度悲观主义。
文学出版的困境
对于一位直白白人男性作家来说，出版首部小说困难重重，这背后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其中 市场力量 是最被低估的。
- 客观存在的困难： 对任何人来说，出版一部小说本身就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
- 行业经济状况： 文学小说的经济效益普遍不佳，这加剧了出版的难度。
- 市场需求决定论： 鉴于前两点，出版过程变得更加政治化，出版商更倾向于支持“新声音”。然而，根本原因在于市场。
- 全球范围内，直白白人男性创作的娱乐内容并不少见，但大多不是文学小说。
- 文学小说的市场规模很小，而在这个小市场中，绝大多数顾客是女性。如果这类小说畅销，出版商自然会争相出版。
拉美与美国的历史比较
相比于大哥伦比亚共和国迅速解体，美国独立后能保持政治稳定，一个老派但重要的解释是其开国元勋们所具备的 公民美德。
更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独立后的美利坚合众国被证明是如此政治稳定。
- 领导人的关键抉择：
- 乔治·华盛顿自愿放弃权力。
-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拒绝与亚伦·伯尔进行腐败交易。
- 托马斯·杰斐逊没有对失败的联邦党人进行威权镇压。
这些事件的发生具有高度的 偶然性，但它们对塑造美国早期的政治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人工智能政策的挑战
即便在“美国应保持对华技术领先”这一看似已有共识的领域，政治现实也令人悲观。
政策的执行依然面临巨大风险，尤其是当领导人可能因为 腐败或对全球贸易的幼稚理解 而无法坚持正确的政策时。最近关于可能放宽对华先进AI芯片出口管制的讨论，就印证了这种担忧。这表明，人工智能政策很可能演变为另一个高度两极分化的议题，难以形成稳定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