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2019年大选惨败后，以扎拉·苏尔塔纳和杰里米·科尔宾为代表的左翼势力正试图重组。他们利用对政府福利改革的反对，并以巴勒斯坦问题作为新的核心议题，希望凝聚一个多样但矛盾的政治联盟。尽管第一代科尔宾主义失败了，但其保护国家生产者和反对全球化的核心理念已成为政治共识。新一代科尔宾主义虽然不太可能对斯塔默领导的工党构成直接选举威胁，但它施加的左翼压力，可能会在国家安全、经济保护主义和社会分裂等议题上，无意中为右翼的崛起创造条件。
科尔宾主义的幽灵与回响
尽管杰里米·科尔宾在2019年大选中惨败，但他提出的许多核心理念如今已成为英国政坛的普遍共识。各派政治力量现在都默认，国家的主要职能是保护本国生产者免受全球化的冲击，并将社会问题简化为“多数人”与“少数人”之间的对立。
科尔宾在败选后曾声称他“赢得了辩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事实。事实证明，他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尽管这可能与他支持者的理解有所不同。
回顾过去，科尔宾主义实际上顺应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普遍认为，只有更强有力的国家干预和贸易壁垒才能维持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转。科尔宾主义恰好与这一趋势不谋而合。
新的联盟：从“杰扎”到“加沙”
第一代科尔宾主义的凝聚力主要依赖科尔宾本人的个人魅力。他的“和平与正义”等道德口号，为各种背景迥异的支持者提供了一个模糊的共同事业。然而，随着科尔宾的淡出，新的左翼运动需要一个新的核心。
- 新的凝聚力： 对加沙战争的回应，使巴勒斯坦问题成为凝聚左翼力量的新核心。扎拉·苏尔塔纳试图将“加沙”打造成新的政治符号，以取代“杰扎”（科尔宾的昵称）。
- 策略转变： 新运动的目标不再是发动大规模群众运动，而是在选举门槛较低的情况下，激活一个先锋队，通过制造分裂来取得局部成功。
正如科尔宾的政治神话在过去发挥了作用，今天左翼对巴勒斯坦的理想化想象，也为整合各种互不相容的利益群体（从宗教派别到社会正义活动家）提供了动力。
内部的矛盾与挑战
尽管有了新的焦点，这个新兴的左翼联盟内部充满了矛盾，其稳定性面临严峻考验。
- 成分复杂： 这个联盟试图将各种背景和诉求完全不同的人聚集在一起，包括：
- 与科尔宾一同进入议会的社会保守派独立人士。
- 长期追随科尔宾的列宁主义组织者。
- 可能更倾向于绿党的年轻社会自由派左翼。
- 社交媒体的压力： 与2015年不同，今天的左翼必须应对社交媒体上激烈的观点审查和内部争论。即使是巴勒斯坦问题这个强大的号召，也未必能阻止这个联盟因内部分歧而瓦解。
对工党的压力与右翼的机遇
这个新的左翼政党虽然不太可能对斯塔默政府构成直接的选举威胁，但它仍然能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
- 施加局部压力： 在特定选区，左翼挑战者会给工党议员带来压力，尤其是在福利或外交等不受欢迎的政策上，这会动摇工党内部的纪律。
- 为右翼创造空间： 左翼的压力迫使工党在移民、国防预算和公共部门改革等敏感问题上做出艰难抉择。这种内部撕裂，反而可能为民粹主义右翼在2029年大选前崛起提供机会。
讽刺的是，左翼施加的压力，最终可能不会带来左翼的回归，而是导致中间派被复兴的右翼击败。历史似乎总是在其“坏的一面”前进，科尔宾主义可能再次发现自己站在了“错误历史的正确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