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讨了“认知伤害”（epistemic harm）这一概念，即因偏见导致个人知识和陈述被忽视，从而剥夺其作为理性主体的尊严。文章以一名黑人女性患者因医生种族偏见而遭受医疗疏忽为例，说明这种伤害虽然是其他身体和情感伤害的根源，但在当前的美国法律体系中却无法获得赔偿。文章呼吁，社会和法律体系应像对待隐私权和情感伤害一样，通过命名、传播和接受的过程，最终承认认知伤害是一种可诉的民事侵权行为，并为其提供法律救济。
什么是认知伤害？
当一个人的知识分享能力被拒绝时，其人性和尊严也随之被否定。这种伤害被称为 认知伤害 (epistemic harm)。它将一个人从“主体”降格为“客体”，视其为无需倾听或尊重的对象。
以虚构但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来说，黑人女性 Sheilah Miller 在分娩时出现并发症，但白人医生 Dr. Smith 因其种族偏见，连续十多个小时无视她对剧痛的陈述。最终，Miller 女士虽然保住了性命，却颈部以下瘫痪。
她遭受了多种伤害：
- 经济伤害： 医疗费用和误工损失。
- 身体伤害： 永久性瘫痪。
- 情感伤害： 可能表现为焦虑或抑郁。
- 认知伤害： 她作为病人，有权分享关于自身痛苦的知识，但这种权利被彻底剥夺。
哲学家 Pamela Ann Boongaling 指出：“如果我们基于对某人所属社会群体的偏见，而剥夺他们被倾听或解释立场的权利，我们实际上也剥夺了他们人性中至关重要的部分……这种不公直击人之所以为人的核心。”
法律体系的盲点
尽管 Miller 女士遭受的所有伤害都源于最初的认知伤害——即她的证言被无视，但美国法律体系只允许她就经济、身体和情感伤害获得赔偿。
认知伤害本身不被法律所承认。 这意味着，即使她是因认知伤害而导致后续所有损失，她也无法就这一根本性的伤害获得补偿。如果要让受害者得到真正的弥补，就必须为认知伤害提供法律救济。
“作证不公”：伤害的根源
认知伤害通常源于哲学家 Miranda Fricker 提出的 “作证不公” (testimonial injustice) 概念。它包含三个核心要素：
- 负面身份偏见： 听者（如 Dr. Smith）对说话者（如 Miller 女士）的身份（如种族、性别、口音等）持有偏见。
- 不公正的可信度减损： 由于偏见，听者给予说话者的可信度远低于其应得的水平。Dr. Smith 可能无意识地认为 Miller 女士在撒谎，或无法准确判断自己的痛苦。
- 认知伤害： 说话者因其知识被否定而遭受的伤害。
这种伤害与情感伤害不同。情感伤害可能导致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 或焦虑，而认知伤害的核心在于 将受害者客体化，否定其自主性和主观感受，像对待一件家具一样对待一个活生生的人。
法律救济的实现路径
新的法律权利通常不会一蹴而就，而是遵循一个渐进的过程：命名、传播和接受。
- 命名 (Naming): 为一个概念命名，使人们能够识别并关注它。
- 传播 (Dissemination): 让概念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得到理解。#MeToo 运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让性骚扰和性侵犯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关注。
- 接受 (Acceptance): 首先是社会接受，然后是法律接受。当社会普遍认为某种行为不可容忍时，法律体系便会跟进，创造相应的补救措施。
历史上，隐私权 和 情感伤害索赔 都遵循了这条路径。
- 隐私权： 19世纪末，随着摄影技术的发展，人们开始关注隐私被侵犯的问题。相关法律文章的发表“命名”了这一权利，社会需求推动法院最终在20世纪初承认了隐私侵权索赔。
- 情感伤害： 法院最初对纯粹的情感伤害索赔持怀疑态度，要求其必须与身体伤害相关联。但随着精神病学对 PTSD 等概念的诊断日益严谨，社会对情感伤害的理解加深，法院逐渐放宽了限制，允许了独立的精神损害索赔。
为认知伤害建立法律框架
认知伤害的概念目前处于 命名和传播之间 的阶段，尚未获得广泛的社会接受。它需要自己的“#MeToo 时刻”来推动社会和法律的变革。
如果认知伤害获得法律承认，其索赔可以参照“过失造成的情感困扰”(NIED) 模式。受害者需要证明：
- 被告负有法律责任： 医生对病人负有合理的注意义务。
- 被告存在过失： 医生因负面身份偏见而造成了“不公正的可信度减损”。
- 过失造成了严重的认知伤害： 受害者的知识给予能力被剥夺。
证明“不公正的可信度减损”可能很困难，但并非不可能。证据可以来自受害者和证人的证词，也可以是专家证词（引用研究表明医生对某些族裔患者存在偏见）。医生的诊疗记录也可能成为关键，例如，记录是写“病人疼痛等级为8/10”，还是“病人声称其疼痛等级为8/10”，后者可能暗示了医生的不信任。
最终目标是将哲学家们提出的“识别、抗议和避免”作证不公的目标，再增加一项：提供法律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