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访谈深入探讨了习近平之父习仲勋的政治生涯与内心世界。文章揭示了他在处理民族问题、应对党内派系斗争、经历政治清洗与自我批评时的复杂角色。通过分析他与毛泽东、邓小平的互动，文章展现了中共高层权力结构的运作模式，特别是“两线”继承体制带来的不信任与动荡。最终，访谈指出，尽管习仲勋曾遭受长期迫害，但他对党的忠诚和在逆境中的反思精神，深刻地塑造了其子习近平的政治信念与执政风格。
西北岁月与毛泽东的赏识
习仲勋在主政西北期间，处理民族问题的方式显现出他的政治特点。他认识到争取地方精英、避免急于求成的重要性，并因此清洗了在新疆推行过激政策的干部。对他而言，西北的工作核心就是民族政治和统战工作。
这段经历让他获得了毛泽东的高度评价。毛泽东将他比作“道家火炉里的青烟”，这个比喻有多重含义：
- 来自基层： 习仲勋有丰富的与农民打交道的经验，仿佛在实践中被锤炼过。
- 历经磨难仍忠诚不渝： 他曾遭受党内斗争的痛苦，但始终保持对党的忠诚。
毛泽东曾对薄一波说，习仲勋就像道家炼丹炉里的青烟。这被视为毛泽东给予他的最高赞誉。
凭借这份赏识，习仲勋被调入北京，成为进入首都的“五马”之一，也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毛泽东此举可能是为了平衡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权力，防止地方大员脱离中央控制。
中共内部的“亦敌亦友”
中共党史的一大特点是高级干部之间长达数十年的复杂关系。他们彼此熟识，时常互不喜欢，但又必须合作。
- 情感与党性交织： 个人好恶、职业联系和政策观点都存在，但所有这些情感都必须服从于党。
- 派系主义是禁忌： 在党内，拉帮结派是极其危险的行为。公开结成小团体，很容易招致“派系主义”的指控。
- “亦敌亦友”的关系： 即使相互憎恨，他们也必须以党的利益为先，共同工作，这使得彼此关系呈现出“亦敌亦友”的状态。
例如，习仲勋与邓小平在西藏问题、高岗事件以及后来的改革开放等多个问题上，既有分歧与紧张，又有合作与相互扶持。他们的关系横跨几十年，充满了微妙的政治博弈。
整肃的艺术与自我批评
1962年，习仲勋因一部被认为“为高岗翻案”的小说而遭到清洗，开始了长达16年的政治迫害。这一事件的触发点看似偶然，但背后是深刻的政治原因。
当时，毛泽东正全神贯注于阶级斗争，并担忧苏联出现的“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这部小说被党内一些人当作向毛泽东表忠心、发现“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工具。
在被清洗的岁月里，习仲勋经历了漫长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这是中共政治文化中一种独特的“疗法”和生存策略：
- 承认错误以求生存： 面对指控，对抗只会让情况更糟，并牵连更多人。进行深刻的自我批评，是展示对党忠诚、争取宽大处理的方式。
- 维护党的绝对正确性： 党员被要求相信党永远是正确的。因此，当个人与党发生冲突时，问题一定出在个人身上。这种逻辑迫使被整肃者从内心深处“改造”自己。
- 希望与救赎： 许多人相信，只要真心悔改，努力工作，总有一天能赢回党的信任。习仲勋曾劝告高岗不要自杀，认为“即使你犯了错，你仍然可以继续革命”。
这种经历让习仲勋对党内斗争的残酷性有了切身体会，也塑造了他后来反思和谨慎的性格。
父亲的烙印：对习近平的影响
习仲勋的经历对他的家庭，尤其是儿子习近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访谈中一个令人心碎的片段揭示了这一点：
1976年，习仲勋被流放在河南洛阳。在一个晚上，工友杨屏发现习仲勋独自在黑暗中喝着廉价烈酒哭泣。习仲勋解释说，那天是他儿子习近平的生日。他哭着说自己对不起家人，因为他的问题，“近平差一点没命了！”
几天后，习近平前来探望。父子俩在闷热的房间里，只穿着内裤抽着烟。习近平当着父亲的面，大段背诵毛主席的语录。
这个场景揭示了一种深刻的逻辑：与其思考“我怎能忠于一个如此对待我父亲的党？”，习近平更可能得出的结论是：“我的父亲为党牺牲了这么多，却依然如此忠诚。我怎能背叛这个党？” 这种经历将对党的忠诚内化为一种近乎神圣的责任。
重返政坛与改革之路
文革结束后，习仲勋被平反，并被派往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在那里，他亲眼目睹了社会主义中国与资本主义香港的巨大差距，成千上万的人冒死逃往香港。
这促使他成为推动改革的关键人物，尤其是在经济特区的建立上。然而，历史的叙述往往过于简化：
- 功劳并非邓小平一人： 传统说法将特区的功劳主要归于邓小平。但史料显示，最初的主要推动者是时任领导人华国锋。习仲勋当时向中央汇报时，也主要提及华国锋的推动作用。
- 改革的复杂性： 习仲勋支持改革，但他同样强调“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认为这为改革设定了底线，确保其不会偏离方向。
习仲勋后来曾说，我们不应把所有好事都归功于邓小平一个人。这反映了他对那段历史的复杂看法，也暗示了改革时期党内不同力量的共同作用。
两线体制的政治病理
中共的权力结构中存在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即“两线体制”——最高领导人退居二线，由指定的接班人主持日常工作。这个体制本意是为保证权力平稳过渡，但实践中却常常引发灾难。
- 毛泽东与刘少奇： 毛泽东希望刘少奇能提前巩固地位，以防自己死后出现赫鲁晓夫式的“去斯大林化”。但刘少奇在一线的自主工作，反而引发了毛泽东对他“另搞一套”的猜疑，最终导致了文革的爆发。
- 邓小平与胡耀邦/赵紫阳： 邓小平亲身经历过这种体制的痛苦，但他自己也重复了这一模式。他先后废黜了胡耀邦和赵紫阳，理由是他们“不听话”或在关键问题上未能紧跟自己。
这种结构性问题揭示了列宁式政党的核心困境：
副手们从未真正反对过最高领袖。他们的问题在于，他们总是错误地解读最高领袖的意图，或者在领袖看来“走得太远”。而最高领袖则倾向于将这些误读放大为路线斗争，导致政治动荡。
这种体制滋生了猜疑、误判和残酷的权力斗争，成为中共政治中一个难以根除的“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