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优越感爆棚

现代社会的富裕使人们普遍产生了一种自己处于高社会地位的错觉。这种心态导致人们模仿古代精英的行为模式，例如降低生育率、增加对教育和文化的投入，并更积极地参与定义和执行社会道德规范。然而，与过去由少数精英主导道德不同，如今是大众广泛参与，这加剧了文化激进主义和派系对立。最终，这种源于地位感的“道德优越感”阻碍了社会达成宽容与和解，加深了文化分裂。

选择压力减弱后的文化走向

当生物演化的选择压力减弱，而文化变革的压力（如社会运动）依然存在时，文化可能会出现几种不同的发展方向：

• 随机漂移： 文化可能在没有明确方向的情况下，随机地走向不适应环境的状态。
• 回归天性： 人们可能回归更原始的本性，表现为更多的懒惰、自私和短视。
• 模式转变： 从农耕者的思维转向采集者的生活方式，这预示着人们会追求更多的休闲、艺术、旅行和民主，同时生育率和宗教信仰会下降。

“高地位错觉”：现代人的新行为模式

一个被忽视的可能性是，现代人普遍拥有的巨大财富，让我们错误地认为自己拥有了更高的社会地位。因此，我们开始像古代的精英阶层一样行事。

我们可能都错误地推断，由于我们今天拥有巨大的绝对财富，我们也就拥有了较高的相对地位，因此我们现在的行为都像高地位者。

这种“高地位错觉”可以解释工业时代以来的许多社会趋势：

• 寿命延长和生育率下降。
• 暴力和冲突减少，道德关怀的范围扩大。
• 更注重长远规划，而非眼前利益。
• 大力投资于能提升地位的活动，如教育、艺术、旅行、学术和发明。
• 更积极地参与政治讨论，试图影响和管理更广泛的社会事务。

我们更希望自己成为先知、活动家或殉道者，而不是宗教仪式中那个寻求安慰的温顺祈祷者。事实上，我们确实变得更具道德批判性，但去教堂的人却变少了。

道德规范的演变：从精英主导到大众参与

在古代，定义和执行超出个人社交圈的道德规范，主要是精英（如国王、神父、贵族）的任务。他们关心自己所属社区的道德健康，但很少干预远方社区的事务，也极少对既有道德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随着普世宗教的兴起，普通人开始更多地参与到更大社群的道德定义中。而在现代世界，贸易、旅行和通讯的规模空前扩大，宗教影响力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多样化、碎片化且频繁变化的道德观念。

由于我们都感觉自己像是古代的精英，我们认为自己有责任和权利去影响更大范围的公共事务。

• 古代： 普通人只关心非常局部的治理和道德问题。
• 现代： 我们不仅参与更大规模的治理（如民主选举），也深度参与更大规模的道德辩论。

后果：日益加剧的文化分裂

这种由地位感驱动的、人人争当“道德法官”的现象，对解决文化冲突造成了巨大阻碍。有两个很有前景的方法可以减少文化漂移：一是通过社会舆论抑制文化激进主义，二是鼓励深度多元文化主义，即对不同的文化差异保持宽容。

然而，我们这种急于对所有人的道德选择发表看法的冲动，恰恰阻碍了这些解决方案的实施。

我们不愿意放弃通过参与文化激进主义运动来维护自己的地位，也不愿放弃对自己不认同的文化表达道德谴责。

随着政治和文化派系对立日益严重，理应出现新的宽容规范。但在现实中，几乎看不到人们有建立这种新规范的意愿，文化分裂反而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