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记述了新闻人长平的个人历程，他作为六四运动的参与者，其经历浓缩了一代人的创伤与抗争。文章从他在成都的学运经历讲起，追溯了他之后二十年在中国媒体行业内推动言论自由的努力，直至因一篇评论西藏的文章而被迫开启“延迟了二十年”的流亡生涯。最终，长平在海外继续其媒体工作，并重新思考流亡的意义，将其视为一场战胜压迫、守护记忆与尊严的持续抗争，并努力将这份对自由的追求传递给下一代。
成都的“六四”广场
在1989年之前，长平还只是四川大学的一名学生，名叫张平。当时的中国大学校园充满了对西方思想的渴望，学生们如饥似渴地阅读萨特和海德格尔。长平回忆说，在接触了这些思想后，他对国内的政治和历史教育产生了“上当受骗的感觉”。
1989年4月，胡耀邦逝世的消息点燃了全国性的抗议浪潮。北京学生走上街头，要求民主改革。4月17日，成都的学生们也在激烈辩论后决定声援。长平站上平台，引用毛泽东的言论来论证抗议的正当性，成功动员了第一次大规模游行。
- 运动升级： 随着《人民日报》“4·26社论”将学运定性为“动乱”，成都各高校也纷纷罢课，校园内贴满大字报，要求民主、法治和新闻自由。
- 思想启蒙： 一位青年老师将长平和其他学生骨干带到宿舍，系统地讲解了从洛克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让他们明白了政府权力的来源。
- 走向民间： 当北京戒严的消息传来，长平确信屠杀即将发生。他没有选择去北京，而是组织了一个演讲队，前往成都郊区的工厂和农村，向工人和农民传播民主理念。
在主流的六四叙述中，北京天安门总是焦点。但很少有人知道，成都也有“六四广场”，也有流血和牺牲。
6月4日凌晨，成都天府广场也遭到了武警的暴力清场。根据当时在场的美国人安迪·莱文的记录，镇压导致了伤亡，并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引发了持续的警民冲突。六四当天，长平组织的演讲队回到市区，在讲台上控诉当局的暴行，许多学生放声痛哭。几天后，长平在父母的担忧中返回学校，随即被捕。
无法走出广场的一代人
关押一个多月后，长平被释放，但这场运动给整整一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心理创伤。他感到一种深深的屈辱感，时常自问：“为什么中弹的不是我？”
- 同伴的创伤： 一位参与者，只要听到警报声，就会站起来与人握手告别，认为警察是来抓他的。
- 不同的抉择： 许多经历过六四的年轻人对体制充满鄙视。有人毅然南下，最终成为成功的商人；有人因家庭困难留在体制内，但内心充满愧疚。
- 幸存者的责任： 另一位学生领袖见到长平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是为死去的学生活着的。”这句话让他深深共鸣。
多年后，中共对六四的叙事逻辑甚至发生了转变，从辩解“没杀那么多人”变成了宣扬“杀人是对的”，声称没有镇压就没有后来的经济发展。
投身报业，撑开自由的牢笼
六四的经历为长平之后的新闻生涯奠定了基调。他所践行的新闻，不仅是报道现实，更是一种“六四精神”的延续。
1993年，他加入了市场化报纸《成都商报》，与同样因六四而前途受挫的同事们一起，尝试用市民语言报道公共生活，挑战官方的宣传话语。随后，他受邀加入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南方周末》。
《南方周末》的口号是：“正义、爱心、良知”。
在《南方周末》期间，长平参与推动了多项有影响力的报道：
- 个体叙事： 在纪念改革开放二十周年的特刊中，他放弃宏大叙事，转而撰写《二十年前的十二月十八日》，通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细节，反映民众对变革的渴望。
- 理性爱国： 在“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中，《南方周末》发表社论，在谴责暴行的同时，警惕“义和团式的”狭隘民族主义，倡导理性和平。
- 揭露黑暗： 他调查的“农家父子讨公道法院自尽案”，最终推动了案件的重审。
- 反思制度： 在报道“张君案”时，他派记者调查罪犯的成长背景，探究犯罪的社会成因，质疑司法系统的酷刑和程序问题。
这篇关于张君的报道触怒了当局，长平被调离编辑部，《南方周末》也遭遇了最严重的一次整顿，从此走向衰落。
人生转折：一篇文章引发的流放
离开《南方周末》后，长平先后参与创办《外滩画报》和《南都周刊》，继续在审查的夹缝中拓展报道空间。他作为时评作者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2008年，他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变。因发表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上的文章《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他遭到了猛烈的网络攻击和官方媒体的点名批评。文章呼吁信息透明和公共理性，却被指责为“汉奸”。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媒体争议，而是一次“无声的暴力”，逼人噤声。
随后，他被调离《南都周刊》领导岗位，并最终被南方报业集团解聘。他的所有文章在中国大陆媒体被封杀。2011年初，他前往香港，却因大陆爆发“茉莉花大抓捕”而得知自己名列抓捕名单，从此再也无法回国。
在香港与德国：战胜流亡
在香港，长平担任了电子杂志《阳光时务周刊》的主编。这本杂志由一群大陆自由派媒体人创办，试图绕开审查，用多媒体形式触摸公共议题。他们深入报道了“六四”幸存者、乌坎村维权等敏感事件。然而，这本杂志很快遭到全面封杀，最终停刊。
“很多人以为自由是个固定的笼子……可事实上，这个笼子是弹性的，你不去撑大，它就会收紧，把外边的人也卷进去。我给自己的任务，就是把它撑大。”
2011年，长平定居德国。流亡生活并非抽象的政治身份，而是每天都要面对的实际困境。他需要重新学习生活技能，从装灯、报税到与人沟通。更沉重的代价是，为了保护家人，他不得不与国内的亲人切断所有联系。
他与《中国数字时代》创办人萧强的一次对话，让他对流亡有了新的认识。萧强说，创办这个平台最重要的意义是“战胜流亡”——因为许多流亡者最终被自己的流亡生活压垮了。长平深以为然，他意识到，不只是为了自由而流亡，也要在流亡中找回自由。
如今，他依然为多家媒体撰写专栏，并担任“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的总策展人，坚持记录与反抗。他希望女儿能生活在一个有尊严的社会，并愿意捍卫这种尊严。他送给女儿的生日礼物包括德国《基本法》和一本名为《以尊严之名》的书。书中解释了德国宪法的开篇语：
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及保护此项尊严，是所有国家机关的义务。
长平的女儿在德国的民主教育中长大，她已能理解父亲的处境。一次，她对别人说：“You know, we are in exile.”（你知道，我们正在流亡。）她用了“我们”，而不是“爸爸”，这让长平意识到，女儿已经确认了自己的身份。他相信，女儿的存在本身，就是让世界变得更好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