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内，司法部显著放宽了对金融犯罪的执法力度。其核心策略是优先处理符合其政治议程的案件，例如针对民主党人和移民的指控，同时对盟友及大企业的腐败行为采取宽容甚至忽视的态度。具体措施包括暂停执行《反海外腐败法》、减少对白领犯罪的起诉、撤销对波音等公司的刑事案件，以及赦免多名金融罪犯。这种做法传递出一个明确信号：商业利益优先于法律的严格执行，从而可能助长企业的不当行为。
执法重点的转变
特朗普政府在处理犯罪问题上表现出明显的双重标准。当议题涉及移民或民主党执政的城市时，他高调谈论犯罪问题；但当涉及华尔街银行家或企业高管时，他则倾向于保持沉默。
这种转变体现在具体的政策行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政府暂停了《反海外腐败法》的执行。该法律旨在阻止美国公司和个人向外国官员行贿。
行政命令中的解释是，严格执行反贿赂法实际上是在惩罚美国公司，因为它们遵循了“其他国家的常规商业惯例”，这“主动损害了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并因此损害了国家安全”。
这种措辞不仅是为企业腐败开脱，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将其视为保持竞争力的必要手段。
白领犯罪执法力度减弱
有迹象表明，特朗普政府正在持续降低对白领犯罪的重视程度。
- 起诉数量下降： 与去年同期相比，联邦对白领犯罪的起诉数量下降了 10% 以上。
- 撤销重大案件： 司法部决定撤销对波音公司的刑事案件，该案件涉及导致 346 人死亡的两起空难，尽管波音此前已同意认罪。
- 人事变动： 司法部长帕姆·邦迪正在“更换和排挤”负责起诉腐败、价格垄断和证券欺诈等罪行的职业主管，这些人事变动减缓或中止了相关调查。
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对此评论道：“邦迪总检察长领导下，未能追究企业犯罪分子的责任达到了新低。令人担忧的是，特朗普司法部的执法重点似乎旨在对企业犯罪视而不见，无论其对普通民众造成多大伤害。”
赦免与政治动机
特朗普通过赦免向白领罪犯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他们可能有机会逃脱惩罚。
自从重返白宫以来，他已经为多名金融诈骗犯减刑或提供赦免，其中包括：
- 杰森·加拉尼斯： 诈骗投资者数千万美元，其 14 年刑期被减免。
- 朱莉和托德·克里斯利： 因银行欺诈和逃税被定罪的电视明星，获得了赦免。
- 劳伦斯·杜兰： 因主导医疗保险欺诈和洗钱计划而被定罪的医疗保健高管，获得了宽大处理。
与此同时，司法部却积极调查特朗普的政治对手。例如，加州参议员亚当·希夫被指控犯有抵押贷款欺诈，而纽约州总检察长莱蒂西亚·詹姆斯的房地产交易也受到了调查——正是她对特朗普集团提起的诉讼，导致特朗普被判支付超过 4.5 亿美元。
两种截然不同的犯罪观
特朗普塑造了一个“对犯罪强硬”的形象，但这主要服务于其遏制移民和大规模驱逐的议程。对于白领犯罪，他显然不认为其值得同等程度的审查，这部分原因在于他本人及其企业也曾被判犯有欺诈行为。
这种双重标准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息：
如果你是一名商人，想尝试一些轻微的欺诈行为，现在可能是最好的时机。如果你想获得额外的保障，与特朗普搞好关系可能不会有什么坏处。
通过对盟友宽容、对对手严苛的方式，司法部的行为模式变得越来越清晰。其执法的核心似乎不再是法律本身，而是政治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