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投资驱动，光说不练可不行

拜登政府的气候政策以《通胀削减法案》为核心，采取了投资驱动的策略，旨在通过补贴清洁能源来推动绿色转型，而非通过提高化石燃料价格来限制其使用。这种方法本身设计巧妙，并未引发大规模的政治反弹。然而，该策略的失败根源在于民主党内部未能全力支持这一方向，反而同时推行限制化石燃料生产和消费的强制性监管措施。这些监管措施，如限制燃气灶和燃油车，引发了强烈的公众抵触，最终带来了巨大的政治风险，却未能实现实质性的气候效益。结论是，如果能坚定地执行投资导向的政策，气候行动本可以更成功。

一种设计良好但结果令人失望的策略

民主党在拜登时代将气候变化作为立法议程的核心，其标志性政策是《通胀削减法案》（IRA）中的投资导向策略。

• 核心思路：放弃提高化石燃料价格的传统“定价”模式，转而投入数千亿美元，通过税收抵免等方式加速清洁能源技术的研发和部署。
• 政治考量：这种方法旨在避免2009年碳交易计划（Waxman-Markey）那样的政治失败。事实上，IRA本身确实没有像奥巴马医改那样激起类似“茶党”运动的强烈反弹，这在政策设计上算是一个显著的成就。
• 最终结果：尽管初衷良好，但该策略并未实现预期目标。随着共和党重新掌控政府，IRA的大部分能源支出被废除。

气候政策的核心分歧

在“碳定价”策略被普遍认为政治上行不通后，反对者内部其实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而民主党未能正视这一深层分歧。

• 技术投资派：认为不应试图让传统能源变得更贵，而应专注于科技创新，让清洁能源变得更便宜、更具吸引力。
• 强制监管派：认为碳定价是为化石燃料行业继续污染大开方便之门，主张应通过监管法令直接关停该行业。

民主党的问题在于，他们试图同时推行这两种互不兼容的策略，既进行大规模投资，又采取强硬的监管手段，导致政策的内在矛盾。

摇摆不定：拜登政府的矛盾做法

拜登政府虽然将投资策略作为其议程的核心，但在实际行动中却显得犹豫不决，似乎并未真正信奉这一选择。他们常常将IRA视为对党内温和派（如乔·曼钦）的妥协，而非一项值得骄傲的政策成就。

这种矛盾体现在一系列决策中：

• 言行不一：一方面批准阿拉斯加的“威洛”石油开采项目，另一方面却又高调宣布“暂停”液化天然气（LNG）出口终端的审批，试图以此安抚环保活动家。
• 缺乏担当：政府从未理直气壮地为增加美国石油产量的决策辩护，也未全力推动为配套IRA投资所必需的“许可改革”。
• 信息混乱：这种政策上的“精神分裂”导致政府无法向选民清晰地解释其能源政策。在选民最关心生活成本的时候，民主党却受困于环保运动的条条框框，无法有效沟通。

“一个部门的人在参加公共土地管理的会议，而另一个部门的人在参加制裁执行的会议，他们基于不一致的前提做出了决定。总统从未让这些团队保持一致。”

真正引发反弹的“家电战争”

与IRA的税收抵免政策相比，真正激起民怨的是针对家用电器的监管措施。

• 燃气灶禁令：关于禁止燃气灶的讨论引发了巨大的政治反弹，尽管最初只是官员的提议，但纽约州等地确实出台了新建筑禁用燃气灶的法律。
• 汽车禁令：环保组织大力推动加州禁止销售燃油车的权利，这一政策在多年间明显激起了越来越大的反对声浪。
• 日常用品：关于洗碗机、洗衣机能耗和水耗的规定，以及对塑料吸管的禁令，虽然看似事小，却让许多人感到自己的生活方式受到了不必要的干涉。

这些监管措施带来的影响是：

百分之百的政治痛苦，换来零分的实质收益。 它包含了所有基于定价策略的缺点（引发民怨），却没有带来任何税收收入的优点。

最终，投资策略的失败并非因为它本身有错，而是因为决策者缺乏真正贯彻到底的决心。如果当初能全心全意拥抱投资和创新的道路，而不是用强制监管来制造不必要的政治摩擦，气候政策的成果本会大不相同。